耐寻味的的是，承诺一个月拿出结果的刘金国，一星期后被调任公安部党委委员、副部长。“是谁把他调走的？”这成为聂案中的一个未解之谜。
张焕枝的申诉也遭遇了重重困境。比如，法院曾以聂家没有判决书为由，拒绝启动聂案的复查及再审，但同时，他们又拒绝向聂家提供判决书——张焕枝称，当年儿子被枪毙，自己根本就没有收到判决书；法院则称，法院没有义务补发判决书。
单这一项，一拖就是两年。直到2007年，张焕枝才艰难地从被害人家属手中拿到了当年的判决书。同年，这份材料赢得了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份回函：“申诉材料函转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处理，请与该院联系。此复。”
“此复”不是正式的法律文书，却表明了最高人民法院对聂树斌案的态度。遗憾的是，聂案在河北高院的复查程序中却一拖再拖。面对每月信访的张焕枝，法官只能给一个十年不变的说法，“再等等”。
一边是法院的持续静默，一边舆论的高频关注。每年的全国两会上，都有代表委员提及聂树斌案。河北省高院院长被记者逼问聂树斌案，也成为一道固定风景线。
这让我想起差不多一个世纪前，卡夫卡笔下的《在法的门前》：乡下人想走进卫士把守的“法”的大门，卫士说，“我可是很厉害的。再说我还仅仅是最低一级的卫士哩，从一座厅堂到另一座厅堂，每一道门前面都站着一个卫士，而且一个比一个厉害……乡下人没料到会碰见这么多困难；人家可是说法律之门人人都可以进，随时都可以进啊……”
转机
真正的转机出现在2014年12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进行复查。把案件转到山东，很难讲是不是因为河北在此案中使用了太久的“拖字诀”。
最高法院称，启动复查的原因之一是应“河北高院的申请”。河北高院官方微博则称，“本着对事实、法律和当事人高度负责的精神，做了大量工作”——差不多是为过去十年的复查作结。
“复查”是法院的一种内部审查工作，并没有纳入刑事诉讼程序。但这是“平反”的前提基础。
在中国要平反一起刑事冤案，并不容易。一方面，中国刑事司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实行的是公、检、法三家的“流水作业”线性模式，一旦要纠偏，往往会“牵一发动全身”，涉及多家政法部门；另一方案，案件已经过去多年，除非真凶出现或被害人“死而复生”等迫不得已的因素，才会重启平反的大门。
再退一步说，聂案发生的1994年，恰逢运动式的“严打”高潮，当时司法体系内，“疑罪从无”的理念还没有像今天一样成为共识，更多时候是“有罪推定”。
聂树斌死时21岁，沉冤昭雪也用了21年。2年前，时隔18年后，曾经轰动的“呼格案”平反；当时被枪决的呼格，也是18岁。
呼格案中，赵志红供述自己是真凶后，原本保留在公安局的凶手精斑样本却“莫名丢失”了；赵志红被不公开审理时，10件命案中只被起诉了9件，缺席的那件，就是他主动招认的呼格案；甚至，如果不是连续的内参文章，赵甚至可能当时就被判处死刑，使案件进入更加死无对证的境地。
而在聂案中，王书金开庭时坚称自己是真凶，控方却坚持认为这与他无关；甚至，如果不是外界持续呼吁“刀下留人”，王书金也早就被执行死刑了。
现实讽刺般地相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