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部分人为征地拆迁补偿索价过高而导致被征地拆迁方、开发建设方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三输”的案例已经为数不少，而且还在日益增多，无论是东部发达地区还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都不例外。一些建设项目因过高的征地拆迁补偿而撤销或烂尾。
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最终源泉；在征地和拆迁中，被征地拆迁方并没有为建设直接付出劳动，征地和拆迁补偿归根结底是非农产业生产者及其消费者、商品房购房者、城市新移民向失地农民和拆迁户的财富转移，这种财富转移规模过大，无异于对非农产业生产者及其消费者、商品房购房者、城市新移民等群体的压榨盘剥，在经济方面的负面效果自不待言，而且必然因其不公而造成社会矛盾。
在现实生活中，在经济发达的移民移入地，源于拆迁补偿过高的本地人与新移民、外来工之间的经济利益冲突已经明显上升。与外来移民、特别是外来劳工必须劳心劳力以求站稳脚跟不同，本地居民因占有先天地利而能获得较多资本增值收益，特别是土地、房产增值收益；其它条件相同，本地居民往往更容易获得相对轻松的岗位。
这种局面有其必然性与合理性，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假如外来工能够得到合理的待遇，能够看到向上提升的希望，他们也不会对此抱怨太多；但假如本地居民无需劳动即可获得的资本增值收益太多，而外来工待遇又不合理，看不到向上提升的希望，穷毕生之力也无望圆住房梦，这种经济利益之争就会浮现，本地居民和新移民、外来工之间的裂痕由此产生并凸显。接纳外地新移民最多的广东省近年之所以连续发生本地居民与外来工之间的暴力冲突群体性事件，根源即在于此。
经历了60余年国内和平，许多人淡忘或忽视了人口流动所潜藏的社会冲突风险，只看到了其中的经济利益，但风险不会因人们的淡忘和漠视而消失。
历史和现实经验告诉我们，无论大规模人口流动有多少好处，当地土著和新移民之间的土客籍之争都是其难以完全消除的副作用，经济利益矛盾和生活习惯、方言的差异，都有可能引燃冲突，有时还会爆发到相当严重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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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
清末咸丰、同治年间两广土客大械斗就曾延续十余年，死亡上百万。甚至在朱毛红军开拓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也不得不分出许多精力料理棘手的土客籍之争问题；在毛泽东1928年11月25日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井冈山的斗争》中，就专门提到了这个问题。
为了遏制和防范土客籍之争，历代政府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有时不惜为此付出较大经济代价。
明朝开国之君朱元璋一方面由政府组织进行了大规模移民开发战乱荒废地区，一方面实施了严格的户籍制度；清朝康熙、雍正年间曾限制开矿，除个别省份外，其它省份只准本地贫困居民继续开采已经开发的矿山，严禁外省人或本地富裕居民开采，违者重处，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遏制地方豪强势力扩张，并避免爆发土客冲突。
今天，也正是由于存在上述利益冲突，妨碍了我们放松户籍管制、实现迁徙自由。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假如我们又在“迁徙自由”之类正义口号下一步到位地放松、取消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其结果必然是现代的土客籍利益冲突更加激化，致使本地居民与外来工之间收入差距拉大，经济利益矛盾加剧，心理鸿沟也会加深。
鉴于我国已经步入新的大规模人口流动时期，在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同2000年人口普查相比，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增加11700万人，增长81.03%。这个问题已经具备了不容忽视的全国性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