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曼用一种戏剧化的方式凸显了中国和美国在政治体制方面的差异，而这种差异背后的核心是两国政党制度的不同。在中国，有一个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个体制有很强的行动能力；而美国的两党制在福山所说的“否决政体”中行动迟缓，有时甚至动弹不得。干了7年总统的奥巴马如此总结：优化美国政治形态，仅换掉一位国会议员或参议员，甚至换掉一位总统是不够的，必须改变整个体制。西方学者们也从中国承办北京奥运会、处理汶川地震灾难、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表现中，看到了中共超强的统筹兼顾能力，他们坦承自己的政府没有这个条件以那么快速有效的方式去应对危机、迎接挑战。
2015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会见基辛格时说，讲好中国故事就要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这句极其朴素的话准确道出了中国的秘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领导核心。不仅讲好中国故事首先需要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治理好中国也首先需要治理好中国共产党。正如习近平所言：“中国的事情要办好，首先中国共产党的事情要办好。”
新加坡学者郑永年认为，中国的强大在于中共这个执政支柱的存在。西方发达国家迈过了发展的坎，政党的主要任务是守成，而不是开拓。但发展中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开拓，这其中会面临各种复杂的问题，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其治理所面临的复杂性是前所未有的。就像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朱云汉所说：中国太大了，人类历史上所有的治理经验在面对中国时都失效了。面对如此艰巨的任务，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集团，很难有效应对，甚至会失控。
也许有人会说，离了共产党，中国人民可以选择其他的政治力量来领导。这话说起来轻巧，要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2000年，墨西哥首次实现了执政党的轮替，执政近70年的革命制度党在选举中下台了，国家行动党掌握了国家权力。当时西方一片欢呼，认为墨西哥的民主政治终于走上了正轨。不曾想，两个任期后，在2012年的选举中，国家行动党黯然下台，革命制度党重新掌握政权。国家行动党12年的执政经历表明，它不是一个合格的执政党。在这12年里，经济发展乏力、贫富差距拉大，贫困人口占到总人口的33%，最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10%。很多贫困的年轻人找不到工作，不惜铤而走险从事贩毒。毒品集团羽翼丰满，在北部一些省份，地方政府只有与它们合作才能生存，社会治安状况急剧恶化。与此同时，腐败愈演愈烈，据“墨西哥透明社会”统计，仅2007年墨西哥就发生了1.97亿次腐败行为。经过12年的政党轮替实践，墨西哥人冷静了许多，简单的政党轮替并不能解决墨西哥现存的问题，选举一个没有执政能力的政党上台，其学费还是要老百姓来交。重要的不是政党轮替，而是要选择一个真正为民众服务，又有能力的政党去实现人民意愿。
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郑永年认为，中国共产党必须成为改革主体，由它来领导改革，推动社会的发展。
2012年11月15日，刚刚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在同中外记者见面时就坦承：“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他要求全党必须警醒起来，下大力气解决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使中共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19天后，2012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制定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拉开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序幕。回首这几年，从明确提出从严治党的具体要求，到提升为全面从严治党并纳入治国理政的总体框架，全面从严治党成为中共新一届领导集体最亮丽的一道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