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虽经济文化落后却穷则思变，求贤若渴，秦孝公大胆起用从魏国西行入秦的商鞅实行变法。商鞅推行的变法包括设郡县、清户籍、奖耕尚武等，其最大亮点是以军功授爵代替世袭制，“尚军功以树国威”。赵武灵王实行军事变革的成果，也被秦国全面运用。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大说，民勇于公战，乡邑大治”，秦国一跃成为国富兵强的大国。而当时势头正劲的一代英主赵武灵王却在宫廷政变中被困死沙丘宫，变革图强大业随之衰微不振。商鞅最终虽落得五马分尸的下场，但被毛泽东称为古之“良法”的“商鞅之法”得以继续实行，为大秦帝国“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奠定了基础，由此也才有了历代王朝沿用的封建制度和王道霸道并存的治国传统。商鞅的名字永远在历史的长河中闪耀。
回眸历史不难发现，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一支军队历史的演进，都与改革创新休戚相伴。沙恩霍斯特的军事指挥体制和兵役制度改革，为德意志民族的崛起奠定了军事基础；拿破仑通过新战略、新战法改革，建立起盛极一时的法兰西帝国；西奥多·罗斯福的“大海军”改革，促使美国军事力量上了一个大台阶。可以说，改革是国家崛起、军队强大的基本法则和必由之路。
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军事观，军事改革并非“天才统帅悟性的自由创造”。不管人的主观意愿如何，在生产力和科学技术进步的催化之下，当战争形态演变和战斗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客观上必然要求相对滞后的军事领导体制、部队编制体制进行改革。以改革创新驱动强国强军，就成为有作为的国家和军队的唯一选择。
往昔战国纷争，群雄逐鹿，列强环伺，恶邻相向——生死存亡的选择，凸显出改革“绝境逢生”的极端重要性、迫切性。今天的世界，虽然少了刀光剑影，但仍然是“丛林法则”大行其道的世界。中国作为一个曾饱经屈辱的发展中大国，不能跨进世界军事强国的行列，就难免成为人家的猎物。我们的改革强军，不是要称霸世界，而是要打造同我国国际地位相称、同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挺直腰板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在我国进入由大向强发展的关键阶段，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对军事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全面实施改革强军战略，直接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强国必强军，强军必改革。此为亘古不变之理！
从甲午战争的“国运相赌”到日俄战争的“震撼结局”
——大改则胜，小改则败，真正意义上的军事改革是整体性、革命性变革
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是世界近代史上改变中、日、俄三国命运以及世界历史进程的两场战争，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
19世纪中期，中日两国可谓“同是天涯沦落人”，都受到西方列强的欺侮，都启动了军事改革，但几十年后，两国“相逢之时”已经“不相识”了。最终通过一场日本蓄意挑起的“国运相赌”的战争，检验出双方军事改革的成果。
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休·佩里率“黑船”侵入日本江户湾，日本被迫结束锁国时代，幕府体制也随之瓦解。明治天皇挥动鞭子，催动日本这辆旧马车加速冲上了近代化的高速路。
日本高举“脱亚入欧”大旗，倡导“文明开化”，实行“武国政策”，效仿普鲁士的集权政体，建立近代军事领导指挥体制，设立参谋本部，将
陆军
镇台制改为师团制，发展现代化海军，引进西方先进的武器装备，到甲午战争前，日本海军总体实力已超越吨位相当的北洋舰队，并基本完成了从古代国家向近代国家的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