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在评论周永康时称他的所作所为与顾顺章等叛徒无异，让我们盘点下这些高级叛徒。 使恽代英、蔡和森遇难，中共中央机关惨遭破坏，周恩来、瞿秋白险受抓捕。顾顺章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没有例外，先是女人，然后生活腐化，然后钱不够用了。顾也是个奇葩，为了挣钱，他居然化名回到武汉登台表演魔术。被曾经的下属、已经叛变的尤崇新偶然发现。当晚被捕。没有严刑拷打，没有威逼利诱，顾当即叛变，条件是要面见蒋介石才供出其掌握的机密。如果没有隐蔽战线上的“龙潭三杰”--钱壮飞、李克农、胡底，中共中央机关将可能遭受灭顶之灾，周恩来曾感慨地说到：他们三个人深入龙潭虎穴，可以说是龙潭三杰。如果没有龙潭三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将被改写。即使这样，仍有两位党的领导人恽代英、蔡和森遇难。然而，叛徒的下场是什么呢?顾顺章叛变后，由于个人野心极度膨胀，摇摆于中统、军统之间，不久即遭冷落。不甘寂寞的他又企图组建所谓的“新共产党”，犯了蒋介石的大忌。1935年6月，顾顺章被秘密处死于苏州监狱，年约31岁。
2010年之前：贪600万元以上，多被判死缓
2013年之后：贪1000万元以上，多被判无期
贪腐金额虽不是唯一的考量因素，但一定是量刑中最重要的考量因素之一。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梳理发现，2010年以前，相当部分省部级官员贪腐金额达到600万以上被判处死缓，例如，2007年安徽省政协原副主席王昭耀受贿704万余元被判死缓，2008年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受贿696万余元被判死缓，2009年吉林省人大原副主任米凤君受贿628万余元被判死缓……2010年后，被判处死缓的官员受贿金额大多已经在1000万元以上，例如，2011年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宋勇受贿1022万余元被判死缓，2012年江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宋晨光受贿1263万元被判死缓……
2013年是一个转折。
中央政治局原委员、重庆市委原书记薄熙来案在这一年宣判。薄熙来单独及与其妻、其子共同受贿的金额共计2179万元，被判处无期徒刑。而他并无自首、认罪及立功等从轻或减轻刑罚的情节。有评论认为，在中国慎用死刑的原则下，法院判薄熙来无期徒刑比判其死缓的国际影响或许更好一些。
同在这一年，受贿1223万元的山东省原副省长黄胜以及受贿1919万元的吉林省原常务副省长田学仁也均被判处无期徒刑。
再后来，2014年7月，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原常委、统战部原部长王素毅受贿1073万余元被判处无期徒刑；2014年10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李达球受贿1095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相比之前受贿金额在1000万左右被判死缓的官员，2013年后这些贪腐官员的刑罚明显要轻许多。跟刑罚整体的轻刑化趋势一致，对贪腐官员的判罚也体现了轻刑化趋势。
再来看周建华案的改判。二审法院认为，庭审中周建华认罪态度不好，可以酌情从重处罚。鉴于周建华的受贿数额为1000万余元；在审查期间，主动交代了组织未掌握的其收受付某等人共计900余万元的受贿事实；本案赃款大部分被追缴；同时核减了其部分犯罪数额，可以酌情从轻处罚。综合考虑周建华犯罪的具体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一审判处其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量刑偏重。
二审法院的判决基本符合2013年后1000万余元的贪腐金额对应无期徒刑的趋势。至于一审法院做出的死缓判决，周建华个人则怀疑，是因为自己举报苏荣而遭到的“打击报复”。
另一方面，限制、减少死刑的适用是当前死刑改革的方向，尤其强调对非暴力犯罪要严格限制、减少适用死刑。这其中当然包括对非暴力犯罪的贪腐官员严格限制、减少适用死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