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康 资料图
【特别报道】贪官贪多少该判死刑？
刘铁男受贿3558万元被判无期， 闻清良受贿2000余万元被判死缓，陈同海受贿1.9亿元被判死缓…… 周永康、徐才厚会被怎么判？
《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郭芳 董显苹|北京报道
在2014年的最后一个月，3位备受媒体关注的贪腐官员等来了他们的判决。
12月9日，被媒体称为“广州最大贪官”的广州市国营白云农工商联合公司经理张新华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法院认定其贪污2.84亿余元；受贿金额高达6130万元人民币、4259万港币。
12月10日，河北廊坊中院对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受贿一案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刘铁男无期徒刑。法院认定其受贿金额为3558万余元。
12月24日，备受关注的新余市人大原主任周建华受贿案二审宣判，一审被判死缓的周建华被改判为无期徒刑。二审法院认定其受贿人民币1006.3114万元、美元1.2万元、港币15万元、金条3根(每根重50克)以及价值人民币23.58万元的财物。认定的受贿数额比一审时少了17万元。
不同的判决结果，引发的不仅仅是公众的关注。
2014年12月25日，因受贿2000余万元一审被判死缓的昆明铁路局原局长闻清良案二审开庭。闻清良在庭上问道：“受贿3000多万元的才判无期，为什么判我死刑？”
那么问题来了--官员贪多少该判死刑？法官量刑的尺度如何把握？在贪腐金额之外，是什么在影响量刑？
徐才厚 资料图
贪腐金额是量刑中最重要的考量因素之一
在给出答案之前，先来普及一下我国的死刑制度以及有关贪腐罪行的刑罚规定。
死刑分为死刑立即执行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死缓制度是中国的独创，两年内若无新的犯罪，则自动转为无期徒刑。
《刑法》第383条规定，贪污、受贿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现行刑法对贪腐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主要取决于涉案金额的大小。若单纯按此标准，即10万元以上，则以上4人的涉案金额都已达到了“情节特别严重”、“处死刑”的标准。很显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个17年前制定的贪腐犯罪定罪量刑金额标准，已不适用于今天，当下贪腐官员的涉案金额动辄达百万、千万甚至上亿元。
2014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中，删去了对贪污受贿犯罪规定的具体数额，以“弹性区间”取代现行以“固定数额”为基础的贪腐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草案原则规定数额较大或者情节较重、数额巨大或者情节严重、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情节特别严重三种情况，相应规定三档刑罚，并对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保留适用死刑。
《尚书·吕刑》中规定，“刑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其大意是说，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刑罚的适用其轻重程度各不相同。这种刑罚思想和制度，受到历代统治者和思想家的普遍重视。
这一思想体现于贪腐的罪与罚上则是，不同的社会发展时期，相同的贪腐金额往往对应着不同的刑罚。
人民日报在评论周永康时称他的所作所为与顾顺章等叛徒无异，让我们盘点下这些高级叛徒。 使恽代英、蔡和森遇难，中共中央机关惨遭破坏，周恩来、瞿秋白险受抓捕。顾顺章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没有例外，先是女人，然后生活腐化，然后钱不够用了。顾也是个奇葩，为了挣钱，他居然化名回到武汉登台表演魔术。被曾经的下属、已经叛变的尤崇新偶然发现。当晚被捕。没有严刑拷打，没有威逼利诱，顾当即叛变，条件是要面见蒋介石才供出其掌握的机密。如果没有隐蔽战线上的“龙潭三杰”--钱壮飞、李克农、胡底，中共中央机关将可能遭受灭顶之灾，周恩来曾感慨地说到：他们三个人深入龙潭虎穴，可以说是龙潭三杰。如果没有龙潭三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将被改写。即使这样，仍有两位党的领导人恽代英、蔡和森遇难。然而，叛徒的下场是什么呢?顾顺章叛变后，由于个人野心极度膨胀，摇摆于中统、军统之间，不久即遭冷落。不甘寂寞的他又企图组建所谓的“新共产党”，犯了蒋介石的大忌。1935年6月，顾顺章被秘密处死于苏州监狱，年约31岁。
2010年之前：贪600万元以上，多被判死缓
2013年之后：贪1000万元以上，多被判无期
贪腐金额虽不是唯一的考量因素，但一定是量刑中最重要的考量因素之一。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梳理发现，2010年以前，相当部分省部级官员贪腐金额达到600万以上被判处死缓，例如，2007年安徽省政协原副主席王昭耀受贿704万余元被判死缓，2008年北京市原副市长刘志华受贿696万余元被判死缓，2009年吉林省人大原副主任米凤君受贿628万余元被判死缓……2010年后，被判处死缓的官员受贿金额大多已经在1000万元以上，例如，2011年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宋勇受贿1022万余元被判死缓，2012年江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宋晨光受贿1263万元被判死缓……
2013年是一个转折。
中央政治局原委员、重庆市委原书记薄熙来案在这一年宣判。薄熙来单独及与其妻、其子共同受贿的金额共计2179万元，被判处无期徒刑。而他并无自首、认罪及立功等从轻或减轻刑罚的情节。有评论认为，在中国慎用死刑的原则下，法院判薄熙来无期徒刑比判其死缓的国际影响或许更好一些。
同在这一年，受贿1223万元的山东省原副省长黄胜以及受贿1919万元的吉林省原常务副省长田学仁也均被判处无期徒刑。
再后来，2014年7月，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原常委、统战部原部长王素毅受贿1073万余元被判处无期徒刑；2014年10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原副主席李达球受贿1095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相比之前受贿金额在1000万左右被判死缓的官员，2013年后这些贪腐官员的刑罚明显要轻许多。跟刑罚整体的轻刑化趋势一致，对贪腐官员的判罚也体现了轻刑化趋势。
再来看周建华案的改判。二审法院认为，庭审中周建华认罪态度不好，可以酌情从重处罚。鉴于周建华的受贿数额为1000万余元；在审查期间，主动交代了组织未掌握的其收受付某等人共计900余万元的受贿事实；本案赃款大部分被追缴；同时核减了其部分犯罪数额，可以酌情从轻处罚。综合考虑周建华犯罪的具体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一审判处其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量刑偏重。
二审法院的判决基本符合2013年后1000万余元的贪腐金额对应无期徒刑的趋势。至于一审法院做出的死缓判决，周建华个人则怀疑，是因为自己举报苏荣而遭到的“打击报复”。
另一方面，限制、减少死刑的适用是当前死刑改革的方向，尤其强调对非暴力犯罪要严格限制、减少适用死刑。这其中当然包括对非暴力犯罪的贪腐官员严格限制、减少适用死刑。
向忠发。总书记叛变，临行前向敌人跪地求饶，周恩来称其“气节还不如一个妓女”。向忠发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1928年7月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顾顺章叛变后供出了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的住处及中央秘书处、特科机关所在地。中共中央马上通知向忠发搬了家，接着又决定让他转移到江西中央苏区去。但向却舍不得情人杨秀贞，迟迟不愿离沪，提出离沪前无论如何要见杨秀贞一面。就在这时，顾顺章觅到了向忠发的踪迹。向忠发被捕。周恩来即刻组织人员营救。但执行任务的同志派出去不久，就回来了，因为向忠发已经叛变了。而颇具戏剧性的是，情人杨秀贞与向忠发一块儿被捕，她并非中共党员，但她知道向忠发的真实身份。然而，杨秀贞面对敌人拷打，并不承认向忠发是中共党员。周恩来因此曾说，向忠发“气节还不如一个妓女。”顾顺章叛变后把中共秘密机关交待了个“底朝天”，因此，向忠发已供不出更多有用的信息，蒋介石下令将其就地枪决。行刑前，他跪在地上，苦苦哀求饶他一命……
贪腐金额亿元以上，必死无疑？
2000年之后，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高官只有5名：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成克杰、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国家食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因贪污受贿的经济犯罪被处以极刑；河南省原副省长吕德彬因买凶杀妻的暴力犯罪被执行死刑。
重庆大学法学院院长陈忠林认为，“目前的总体趋势是，一般没带命案、贪腐行为没有涉及到重大的民生工程如医疗卫生等直接危害人们重大人身安全的，不判死刑立即执行。”
但那些贪腐数额远远超出社会容忍底线的贪官也被判处了极刑。
2008年，受贿1.0857亿元的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2009年，首都机场集团公司原总经理、董事长李培英被以受贿罪和贪污罪判处死刑和死缓，其中受贿2661万余元，贪污8250万元，两罪并罚，执行死刑；2011年，受贿1.45亿余元、贪污5300万余元的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2011年7月19日上午，姜人杰与许迈永被同时执行死刑。这一信号在当时也被许多人理解为贪腐亿元以上的必死无疑。
当然也有例外。2009年，中石化原董事长陈同海受贿案的涉案金额高达1.9573亿余元，最后被判处死缓。法院认为，鉴于其有自首情节，且认罪悔罪态度良好，并检举他人犯罪线索，故从轻判处死缓。
刘连昆（1933年－1999年8月15日），前解放军总后勤部军械部部长、中共少将，因为向台湾出售情报于1999年被处死，刘连昆1992年成为台湾间谍时已退休，但成为台谍后即被封为国民党军队少将，其同时在两岸拥有少将身份达7年之久，7年间向台湾提供大量重要情报。
从宽判罚的考虑因素：坦白、认罪、悔罪、自首和立功等
当然，要不要判死刑，是判无期还是判有期徒刑，绝不仅仅看受贿的金额。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同时规定，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发生的，可以从宽处理。这意味着司法机关对贪腐犯罪定罪量刑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
近年来，在司法实践中，受贿数额已不是认定受贿罪情节是否特别严重的唯一因素。因为此类犯罪情节差别很大，单纯考虑数额，难以全面反映具体个案的社会危害性。自首、立功、坦白、悔罪、积极退赃等情节，也成为确定受贿罪是否特别严重、是否适用死刑及是否必须立即执行的重要考量因素。
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在同一时间段落马和审判并且受贿金额相差无几的王素毅(受贿1073万余元)和李达球(受贿1095万元)，一个被判处无期徒刑，另一个则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从两人的判决书看，两人认罪态度都较好，都有坦白情节，退赃都很积极，唯一不同的是，李达球多了一个立功表现，检举他人犯罪线索后经查证属实，被认定为立功。
而无论是自首还是立功，都是法院裁量刑罚时应予考虑的法定从轻、减轻情节。
从《中国经济周刊》梳理的被判处死缓的贪腐高官案例看，坦白、认罪、悔罪、自首和立功等从宽处罚的情节，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
于是，为了获得从宽处罚，有些落马官员也是“蛮拼”的。
最典型的如刘铁男，在整个庭审中，刘铁男对检方的多项指控均未持异议，并多次强调，“此起犯罪是我主动坦白交代的。”在庭审时，刘铁男提出：在纪委立案审查的时候，为了戴罪立功，他根据自己的研究结果，写了如何反腐的建议材料，主要内容是结合自己的亲身体会，提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审批权应当大量下放到市场，从源头上解决政府不该管的一些事。在最后的自辩环节，他痛哭流涕地忏悔。
法院在判决中适用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立功之规定，认定了刘铁男的立功表现。加上坦白、认罪、悔罪、积极退赃，受贿金额高达3558万余元的刘铁男获得了从宽的无期徒刑。而其他受贿3000万元以上的官员几乎都被判处死缓。
这也就不难回答昆明铁路局原局长闻清良的问题了：类似刘铁男受贿3000多万元判无期是因为好的态度和积极的立功表现；而他若无任何的从宽情节，贪腐2000余万，被判死缓亦不足为奇。
坦白、认罪、悔罪、积极退赃这是争取从宽的基本态度，很多官员都能做到，但争取立功并不容易。
在过往的案例中，官员争取立功大多像李达球那样表现在检举揭发他人犯罪。最典型的如重庆市原副市长、公安局原局长王立军揭发他人重大违法犯罪线索，有重大立功表现，可依法减轻处罚。又如中石化原董事长陈同海、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辽宁省人大原副主任宋勇均有检举他人违法违纪线索的立功表现。
相反，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则因其顽劣抵抗、毫无悔罪表现且阻挠司法部门对其查处，被判处了死刑，立即执行。
刘广智，1947年3月生，山东招远人，汉族，研究生，毕业于西北大学。1964年8月入伍，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历任兰州军区空军副参谋长、空军指挥学院院长，因向台湾出售情报，2004年被逮，后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以叛国罪判处死刑，注射药物处决。
周永康、徐才厚会被怎么判？
收受巨额贿赂的周永康及收受贿赂数额特别巨大的徐才厚会被判死刑吗？
中纪委的通报称，周永康利用职务便利为多人谋取非法利益，直接或通过家人收受巨额贿赂；滥用职权帮助亲属、情妇、朋友从事经营活动获取巨额利益，造成国有资产重大损失；泄露党和国家机密；严重违反廉洁自律规定，本人及亲属收受他人大量财物；与多名女性通奸并进行权色、钱色交易。调查中还发现周永康其他涉嫌犯罪线索。周永康的所作所为给党和人民事业造成重大损失，影响极其恶劣。
贪腐犯罪的死刑、死缓一般只适用于“数额特别巨大”，且“情节特别严重”的确属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有专家分析认为，目前，“周永康其他涉嫌犯罪线索”所涉罪行尚未可知，但仅就“利用职务便利为多人谋取非法利益，直接或通过家人收受巨额贿赂”、“给党和人民事业造成重大损失，影响极其恶劣”看，若其收受的巨额贿赂达到“数额特别巨大”，且“情节特别严重”的确属罪行极其严重，则很有可能面临死刑或死缓判决。
2014年10月，军事检察机关负责人就徐才厚涉嫌受贿犯罪案件回答记者问称，徐才厚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晋升职务提供帮助，直接和通过家人收受贿赂，数额特别巨大；利用职务影响为他人谋利，其和家人收受他人贿赂，数额特别巨大。
官方消息未透露涉案具体金额，但通稿中出现两次“数额特别巨大”。从目前的贪腐案例看，涉案金额数额特别巨大的官员，至少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
当然，贪腐金额并非量刑的唯一考量因素。据军事检察机关负责人称，徐对“对受贿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也就是说，徐才厚在侦查阶段已经认罪了。至于徐才厚是否还有坦白、自首、积极退赃以及立功等从宽情节，又或者是相反，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徐才厚的刑罚。
郭万钧（1943-2008）：男，满族，生于哈尔滨，南开大学物理系高材生，后来成为一名导弹技术专家，参与了某些型号战略导弹的设计。因为伙同沃维汉出卖军事情报，2008年在北京被处死。
中共历史上十五名知名叛徒。余洒度（1898-1934），黄埔军校第二期，在周恩来的影响下入党。南昌起义后，余洒度任警卫团团长，后参加秋收起义，任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三湾改编后任前敌委员会委员。1927年10月，余洒度受遣抵沪，向当时设在上海的党中央写了《警卫团及平浏自卫军合并原委参加此次两湖战役报告略书》的工作汇报，该文成为研究秋收起义的重要文献。在沪期间，余洒度对革命产生了悲观情绪，最后脱党。1933年，余洒度成为国民党第61军政训处少将处长，在此期间开始利用职权贩毒；1934年贩毒事发，蒋介石亲自下令枪决。
图中前排右二为贺治华。贺治华（1903-？），原名贺稚番，女，朱德的第四任妻子，在朱德自欧洲回国后长期滞留国外，后与朱德离婚，并在苏联与霍家新结婚。1928年因为贪图悬赏，贺、霍二人出卖了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局主任罗亦农，导致后者被捕牺牲。周恩来、陈赓等中央特科负责人员查明真相后，令红队冲入贺治华房中，开枪打死了霍家新，贺治华重伤未死，但一只眼睛被打瞎，后不知所终
图中右一为李士群。李士群(1905-1943)，原名萃，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留学苏联，肄业于东方大学。1928年回国从事地下活动；1932年被国民党中统特务逮捕，自首叛变，被委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上海工作区直属情报员；1938年投靠日本人，后回上海为日本侵略者做情报特务工作；1939年任汪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秘书长、特工总部副主任，残酷迫害抗日军民；于1943年被日本方面毒死。
陈公博（1892-1946），1921年春参与组织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同年7月参加中共一大；1923年因投靠陈炯明而被开除党籍；1925年加入国民党，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主任、广东省农工厅厅长、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国民政府实业部长等职；1938年随汪精卫叛国投敌，历任汪伪政府立法院院长、军委会常委、伪国民政府主席、军委会委员长、行政院长等职。1946年4月12日，以通谋敌国罪成立，陈公博被处以死刑，6月3日枪决
丁默邨（1901-1947），即丁默村，早年曾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叛投国民党，任军统第三处处长。1938年冬，丁默邨潜往上海投靠日本侵略者，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抗日志士。1941年起，丁默邨接受陈立夫招降，成为国民政府的内应。陈立夫及戴笠则保证丁默邨的生命安全，抗战胜利后获保外就医待遇。据陈立夫回忆，丁游览玄武湖被记者认出，遂有《丁默邨逍遥玄武湖》见报。该报道被蒋介石看到，蒋极生气，说“生病怎还能游玄武湖呢？应予枪毙！”丁遂遭枪毙。图为受审时的丁默邨
周佛海（1897-1948），1920年与陈独秀组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4年9月脱离中国共产党；后历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等职；1938年9月与汪精卫投靠日本，历任汪伪政府财政部长兼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行政院副院长、上海市长等职。1946年11月7日，国民党南京高等法院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行，判处周佛海死刑，后获蒋介石特赦，1948年2月28日因心脏病死于南京老虎桥狱中
邢仁甫（1910～1950），曾任冀鲁边军区司令员、八路军115师教导第6旅旅长。1942年，由于日军扫荡，邢仁甫对形势产生了悲观情绪，后竟无视党纪、军纪，娶女学生做小老婆。1943年5月，邢仁甫接到去延安学习的通知，认为是副旅长黄骅等人在排挤他，6月30日，将黄骅等人打死，随后投降侵华日军，解放后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抓获。1950年，邢仁甫在河北盐山县城东的万人公审大会上被正法。图为边区抗日武装培训党政干部的乐陵城文庙
何畏（1900—1960），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五期，参加了省港大罢工、广州起义、百色起义，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9军军长（政委詹才芳，副军长许世友）、中华苏维埃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国工农红军大学、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政治委员、抗日军政大学副校长等重要职务；曾在长征中对毛泽东连开十余枪，后于延安时期脱离革命，回到家乡，1960年病逝。图中后排右一为何畏
张国焘（1897－1979），又名特立，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1920年参加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出席并主持中共一大；1922年成为列宁惟一接见的中共领导人；1930年任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1931年，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35年自行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自任主席。1938年4月投靠国民党，同月18日被开除党籍，后加入军统，从事反共特务活动。解放后先后移居香港、加拿大，1979年因病去世（在养老院冻饿而死之说系谣传）。图中前排右一为张国焘
杨遇春（1909-1989），黄埔军校第三期，曾参加南昌起义，1929年入党，历任红12军独立7师1团团长、红34师101团团长、红12军35师师长、模范少年先锋师师长、建泰黎独立师师长，系红军重要将领之一；1933年，家庭遭遇变故（据龚楚回忆，杨遇春系地主家庭出身，父母叔伯都被清算，家中财产全被没收），他枪杀政委后叛投国民党，抗战中在庐山坚持抗战；1949年后去台，任“国防部”少将参议、警政署副署长，1977年退休，1989年病逝于台北。图中日军正在攻打“顽敌”杨遇春保卫的庐山，远景是著名的牯岭镇
叶青（1896-1990），原名任卓宣；早年到法国勤工俭学；1923年任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后转为中共党员；曾任旅欧中国共产党负责人；回国后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后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等职；1928年被捕后叛变，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长期进行反共宣传活动。1949年去台湾，曾任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台北政治大学教授、政治作战学校教授，1990年在台湾逝世。叶青自称坚持反共近半个世纪，著述逾千万字，堪称中共历史上最决绝的叛徒
龚楚（1901-1995），曾用名龚鹤村，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了包括了南昌起义、百色起义（任参谋长，军长张云逸，政委邓小平）在内的许多党的重要军事活动，并在红军中担任过重要职务，最高曾任中央军区参谋长。由于“吃不了苦”，以及对党在当时的一些做法有意见，龚楚于1935年离开红军，投奔国民党，被称为“红军第一叛将”。新中国成立后，龚楚改名龚松庵，在香港定居，1990年前后携款回家乡投资并定居，1995年在家乡辞世
文强（1907-2001），参加过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后遭处分，因未能找到周恩来进行申诉而脱党；1937年加入军统，抗战后期策反华北、东北近百万伪军，以功晋升中将，淮海战役被俘；被送入功德林后拒写悔过书，称：“我曾任红一师师长兼政委，毛泽东是我表哥，朱德是我上级，周恩来是我老师和入党介绍人，林彪是我部下，刘少奇家离我家不到20里。他们没把我教好，应该他们写，我不写。” 1975年文强获特赦出狱，与周恩来见面，周恩来怪他不肯早写悔过书；后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任委员，2001年病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