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变得更加无私，例如：不论社会是否需要献血，他们都会自愿报名献血。同时，他们也更愿意反思生活中积极和消极事件，从而改变他们在生活中的作用。

根据这些发现，了解我们死亡的确切日期可能会让我们更加关注生活目标和社会关系，而不是下意识地保持孤立态度。奥地利萨尔斯堡大学心理学教授伊娃·约纳斯（Eva Jonas）说：“如果我们提倡一些策略，帮助我们接受死亡是生命历程的一部分，并将这些策略融入我们日常选择和行为生活中，那么这一点将非常正确。”了解生命的稀缺可能会增加人们对生命价值的认知，并让人们产生“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的感觉，促进宽容和同情，并将防御反应降至最小化。

不管整个社会是否因为发生什么令人不快的事情还是好事而转变，我们在个人层面上对死亡认知的反应将取决于个人性格和重大事件的具体情况。英国诺丁汉大学心理学助理教授劳拉·布莱基（Laura Blackie）说：“你越神经质、越焦虑，你就会越专注死亡，而无法专注于有意义的生活变化。”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你被告诉自己在90岁的时候会平静死亡，那么你可能就不会有什么动力参与其中，例如：哦，没有关系，生活继续吧。

无论你的生命是13岁还113岁终结，对绝症患者的研究都能阐明对死亡的典型反应。富德特纳指出，姑息性治疗患者（Palliative care patients）通常会经历两个思考阶段，第一阶段，他们质疑诊断的前提，询问死亡是否绝对是不可避免的，还是他们能够与之抗争；第二阶段，他们会考虑如何充分利用离开的时间，大多数人都属于两种阶段之一。他们要么决定把全部精力和注意力放在尽一切可能战胜疾病方面，要么决定反思自己的生活，尽可能将剩余时间与爱人在一起，做能给他们带来快乐的事情。

创伤性事件的幸存者，比如：奥兰多枪击事件，一些报告表示，他们的恢复能力更强。

在假设确切死亡日期的情况下，同样的过程可能会发生。富德特纳说：“即便你知道自己还有60年的寿命，但最终你的寿命也会缩短几年、几个月，甚至几天时间。一旦死亡时间越来越近，我想我们会看到人们在两个不同选择方向徘徊。那些选择阻止自己死亡的人可能会沉迷于如何避免死亡，尤其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些知道自己注定要被淹死的人，他们可能会不停地练习游泳，这样他们就有机会生存下来；而那些知道自己会死于交通事故的人可能会选择不惜一切代价地避免使用交通工具。

然而，另一些人可能会走相反的路——试图以自己的方式结束生命来欺骗他们所预言的死亡。在某种程度上，这将使他们能够控制整个过程，约纳斯和她的同事发现，当他们要求人们假想自己会遭受痛苦，逐渐死于某种疾病时，受调结果显示，他们会自主选择某种方式来结束生命，从而获得更多控制，对死亡焦虑表现出更少防守偏见与死亡的焦虑。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我们自身死亡的认识可以引发诸如吸烟、酗酒和暴饮暴食之类的虚无主义行为。

那些选择接受死刑的人可能会有不同反应，一些人将被鼓励充分利用他们所拥有的时间，他们将尽可能在创造性、社交、科学和创业成就上达到一定的高度。所罗门说：“我想说的是，知道自己的死亡日期会让我们表现出最好的一面，这会给我们心理上带来一定的自由度，让我们能够为自己、为我们的家庭和社区做更多的事情。”

的确，从创伤幸存者那里获得颇有希望的证据表明，意识到自己所剩时间是有限的，可以激发自我提升。虽然很难对这些人收集基准数据，但是许多人坚持认为，他们的变化是深刻的、积极的。布莱基说：“他们说自己更坚强、更有灵性，可以识别更多积极的可能性，更珍惜生活，他们意识到生命非常短暂，总有一天我会死亡，我应该充分利用。”

人们一旦知道自己的死亡日期和方式，传统宗教信仰将受到彻底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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