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如果出现一种技术，能以无法预知的方式改变这种平衡，同时让我们在决定什么时候保持不知情的问题上变得复杂的话，又会带来什么后果？这种技术其实已经出现了，那就是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可以利用相对较少的数据来找到模式并做出推论。例如，只需要几个Facebook上的点赞就可以预测出你的个性、种族和性别。还有一种计算机算法声称，只需根据人们的照片，就能以81%的准确率区分同性恋和异性恋男性，而区分同性恋和异性恋女性的准确率为71%。另一种名为“替代性制裁的惩罚性罪犯管理分析”（Correctional Offender Management Profiling for Alternative Sanctions，COMPAS）的算法则可以通过青少年被捕记录、家庭犯罪记录、教育、社会隔离和休闲活动等数据，来预测犯罪者再犯的可能性，准确率达到65%。

在这些例子中，结论和所用的数据可能在本质上存在着惊人的偏差（即使某些结果的有效性仍在争论中）。这使得控制我们所知道的内容十分困难，而且也没有什么法规来帮助我们保持不知道的状态：不存在受保护的“不知情权”。

于是，这就创造了一种氛围，用Facebook的早期座右铭来说，我们很容易“快速行动，破除陈规”（move fast and break things）。但是，当涉及到我们私人生活的细节时，“破除陈规”是否就是我们想要的呢？

几十年来，政府和立法者都知道“潘多拉的盒子”有时候最好还是不要打开。至少在20世纪90年代，保护个人不知情权利的法律就已经出台。例如，1997年的“欧洲人权和生物医学公约”（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and Biomedicine）规定：“每个人都有权了解其被收集的有关健康状况的任何信息。但是，应当遵从个人不希望被告知的意愿。”类似的，1995年世界医学协会的“患者权利宣言”（Rights of the Patient）中指出：“患者有权利明确要求不被告知（医疗数据），除非是为了保护其他人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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