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这条规定时，申纪兰说自己“当时很激动”。“一通过《宪法》，大家都高兴，高呼‘共产党万岁’，北京街上也游行，敲锣打鼓地庆祝，都非常激动。《宪法》有规定了，国家有了法就好办了。”
申纪兰没念过书，是在扫盲班里识的字。她常说，自己文化水平不高，但是对党是有真感情。申纪兰说，自己那时候不敢说话。问一句也说不上一句，后来还能说两句。后来之所以敢说，一是因为开会多了，二是因为有党的培养，三是因为有群众支持，腰杆儿硬气。
申纪兰说：“我每次总要提几条合理化建议。群众就等着我，问我，你去了反映什么问题，反映农民问题。现在说了一遍还要说一遍。这次提了没能完成，下次还要提，我们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不是代表个人。”
和那个年代的老人一样，她有一套自己的语言体系;和老人聊天，说着说着，她就会进行今昔对比——这在她，是一种最自然的观察视角，也源于一种发自内心的朴素情感。
至今，申纪兰仍清晰地记得周恩来总理请她到家里吃饭的事情。“1958年那会儿，周总理请我到中南海紫光阁，开了三个小时会。他问我种了多少树，我说3000亩。三千多多少?我汗都出来了，担心说差了。总理问特别细，要具体数字，现在25000亩全部种好了。我们是山区，小流域治理绿化荒山，现在树都长大了。”
申纪兰告诉记者，他们做过规划，山上村边核桃沟，河边两岸种杨柳，梯田发展苹果树，西沟发展农林牧。整个西沟村种满了树，大变样，也帮助群众解决了吃饭问题。
申纪兰现在在两会上参与提交的议案，大多数还是和家乡脱贫致富有关。有人粗略算过，这些年申纪兰提交的议案数目加起来，起码有上百个。对此，申纪兰说：“每年要提几条，代表山西，代表市里，代表县里，代表村里。”
今年，申纪兰带了两条建议来参会，仍然是有关山区脱贫致富的。“山区要脱贫致富，还是要把路和交通修好。”申纪兰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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