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几乎所有中国人都对“你可知Macau/不是我真姓”的歌词和旋律不陌生。

1925年，留美的闻一多写下这组诗时不过26岁。诗中，目睹了当时“死水”一般中国的年轻诗人，将包括港澳台在内的七处中华失地比作远离母亲怀抱的7个孩子，写得沉痛又激昂。

也有许多人在澳门远眺内地。

近代思想先驱郑观应，在澳门写下著名的《盛世危言》，一时间震动朝野；革命伟人孙中山，是在澳门见到了“轮舟之奇、沧海之阔”

，在澳门镜湖医院行医的日子里，“非谈革命无以为欢，数年如一日”。

那时的澳门虽为殖民地，却是各路救国图强思潮的汇流之处。多年以后，深处陕西保安的毛泽东，也在窑洞里与埃德加·斯诺挑灯夜话时回忆，青年时是因澳门的“老改良主义”而得思想转向——

“读了（《盛世危言》）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在漫长的中华民族历史上，往往是危难时刻迸发出最强大的力量。1937年，在“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抗日战争中，无数中国人奔赴前线；

在这之中，也有来自澳门的青年身影。

在这段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熟悉的历史中，名为“‘四界救灾会’回国服务团”（“四界”指澳门学术界、音乐界、体育界、戏剧界）被安排在第十二集团军政工总队。

这群从事军队政治工作的澳门同胞，与其他爱国青年一样穿草鞋、打绑腿、着军装，教士兵认字、教唱抗日歌曲、演出抗日剧目、改善部队伙食，鼓舞战士们的士气，战斗爆发时则运送粮食弹药、护送伤员，更有不少成员牺牲在前线。“四界救灾会”则在后方支援、募款，给内地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包括马万祺等在内的澳门工商业巨子，开辟山东及苏北与澳门间的海上航线，将一袋袋黄豆、花生从解放区运到港澳销售，并把解放区急需的各种物资反向输回；

在澳门升起第一面国旗的杜岚，还在新中国成立后，组织师生募集了大批胶鞋、毛巾和衣服等物资，突破澳葡当局的阻挡，和众多澳门爱国社团、学校、医院等机构一起，赴中山慰问南下的解放军；数十年后，改革开放的大潮里，马万祺、何贤等澳门知名人士也回到大陆投资、办学、建基础设施、做慈善。

如果有人问，是什么支撑着这群青年舍生忘死、义无反顾？

无他，三个字耳：“中国心”。

正如马万祺先生当年所言：“身为中国人，能尽自己绵薄之力为祖国做些事，此生无憾。”

马万祺向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赠送“威武文明之师”牌匾

四

“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

说这话的是邓小平。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发表后，澳门立法会议员吴荣恪向小平问及游子澳门的前途，邓当即斩钉截铁道：“澳门问题的解决当然也是澳人治澳，‘一国两制’。”

此后的历史轨迹很清楚：1987年，《中葡联合声明》在《中葡北京条约》草签100年后正式落地，中国将在自己的领土上消除了最后一道殖民主义伤痕；同期，澳门老百姓传开了一句顺口溜——那是80年代末邓小平与马万祺谈话中透出的定心丸，概括起来就是回归后，“股照炒，赌照搞，马照跑”。

1999年，住澳门半岛北部的老人余亦兰已93岁高龄。12月20日这一天，她坚持要到街头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澳门；在与澳门一河之隔的珠海，包括78岁的陈金山在内的数十位老人，看着前往澳门的军车缓缓驶离，泪流满面——整整50年前，也在此地，他们曾聚集一堂，欢迎解放军解放珠海。

当时杜岚已经87岁。当天，她拄着拐杖早早来到了学校，再一次在学校里升起五星红旗，并赋诗一首：

“两情一国创新猷，又赖群贤齐献谋。

昌盛繁荣应有待，故园可藉已无忧。”

“故园可藉已无忧”，是这位世纪老人由衷的感叹。

澳门回归当天，杜岚再度亲手升起国旗

五    

今年六一儿童节前夕，澳门濠江中学附属英才学校的小学生们写了封信，10岁的区昊朗和李盈轩还在信纸上一笔一划，勾勒出了澳门盛世莲花、大三巴的图案。

在信中，稚嫩的孩子这样写：“祖国就像妈妈一样，在我们遇到困难时，她会张开温暖的怀抱关爱呵护我们，祖国母亲就是我们的坚强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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