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蒋介石曾在日记中分析中共获胜的原因，其中有一条就是“中共干部没有私财”。美国新闻记者团访问延安，看到中共高层简朴而有活力，认定“中国的希望在延安”。更直接明了的是张学良在口述历史中所言：我早就告诉蒋介石，咱打不过共产党，他们人少，但每一个人都知道为谁而战，国民党官兵唱三民主义很熟练，但不知道唱的什么，没有用心。所以，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纪念大会上突出强调“不忘初心”，就是因为“初心”中有党魂、军魂和民心。
掌握执政权力后，保持和提升执政能力的关键仍然在政治品质的坚守与否，这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决定党的执政能力的主要因素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否得民心，得民心则可“集中力量办大事”。另一个是否聚天下英才于执政集团内，聚则保证执政集团由优秀分子组成。
两个方面集于一点，就是避免因腐败而形成既得利益集团。既得利益集团的最大特点是内部会因利益分配多寡而相互倾轧，一旦受到外部挑战，则迅速形成利益同盟，一致对外。这必然形成阶层板结，限制人才流动和晋升空间，更可怕的是逆淘汰，将优秀分子排除于执政集团外。如果这个结果涉及的是普通人，或许很多人无奈之下接受摆布，如果涉及的是优秀分子，断不会如此简单，他们很可能结成反体制同盟。这一点在中国历史上已有太多案例。
腐败为什么会形成既得利益集团？因为腐败的本质是公权私用，抑或公权出租和交换，只要是出租和交换，就会形成利益连带关系，久而久之便发展为分肥者或共掌公共资源者，这些人因共同利益而导致行动上的共进退，所以成为既得利益集团。
所以，坚持党的政治品质与提升党的执政能力，根本上与既得利益集团是对立的，因而必须反腐倡廉，必须把反腐放到重中之重的位置，这是显而易见的，也是自然而然的。
二、习近平反腐倡廉战略思想的实现路径在树信仰、厘价值、划红线
习近平主导的反腐倡廉所以很快提振信心，并取得“压倒性胜利”，很重要的是将其作为系统工程来抓，即由严惩产生的震慑力，达成“不敢腐”的最初步目标，在遏制住腐败势头的同时，高度重视制度设计，快速出台一系列堵塞漏洞的规章制度，做到想腐者“不能腐”，在两大努力基础上，开启的则是长期而又坚难的思想武装，通过重建精神大厦，厘定价值坐标和评价体系，为掌握公权力者找到精神出路和价值替代，以此产生拒腐防变的内生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