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年才从一个二线城市来到北京，一开始在崇文门附近一个写字楼上班。虽然每天同样是在楼下等电梯，但很快我就有点紧张起来。因为我发现电梯里的女孩都化着妆，而在之前的城市，女生化妆的比例很小，哪个女同事偶尔化了妆，大家还会调侃一句，“哎哟，今天挺漂亮啊”。不知道为什么，和浓妆的女生站在一起，我总是有点忐忑。而更令我不安的是，我发现大家手里都拿着一杯咖啡。
早上上班前要喝一杯咖啡，这让我这个只喝茶的人有点社交障碍，我不喝会不会显得有点土，参与不到咖啡口味的品评中，会不会因而被孤立?毕竟在我们二线城市，喝咖啡隐隐约约代表着某种品位。
不过没多久，我就释然了，因为上班那么忙，根本没人在意你杯子里是什么。后来，某个凉爽的晚上，我倚在后海的石栏杆上，向南望去，一轮明月高悬在北海森郁的丛树和古朴的殿庑之上，一派汉宫秋月的景致。而隔着后海的池水，灯光和歌声，从一排排酒吧里传出来，青春洋溢激情涌动。那一刻我想，这就是北京吧。
刚到北京时，在京的同学给我办了一场接风宴，并约定每隔一段时间都要聚一次。不过北京这个城市真的是太大了，人们也太忙了。后来再约时，每每想到浩大的跨城之旅，大家就打了退堂鼓。不过并不是说我没社交，有一段时间，几乎每周我都会从东五环外坐地铁到西三环去与一位朋友会面，只因为他那里有梅兰芳大戏院的惠民戏票。还有一位青年书法家朋友，尽管去他那非常不方便，但也没有妨碍我先坐地铁，再蹬共享单车二十分钟去找他闲扯一下午。
后来我想，这般薄彼而厚此是为什么呢?可能正因为这座城市是如此之大，生活形态是如此之丰富。我们已经完全没必要沉浸在老乡、同学这些原生的人际关系中，而可以按照兴趣爱好、理念、价值观这些更为高级的取向来发展社交。而北京恰恰为每一个人群都提供了丰富的社交空间。你喜欢扎着马尾辫去玩前卫音乐，没人认为你是不良青年。你喜欢一身麻衣麻裤去喝茶听戏，也没人视你为老古董，毕竟看张火丁演出的八零后比大爷还要多。
所以电影《立春》里，那个痴迷歌剧的王彩玲一心心想要到北京来。因为只有在一个体量巨大的城市里，个性才能得到充分尊重，少数才能得到足够包容，与众不同不再被视为怪异。北京最打动我这种文艺青年的，就是这种舒适的疏离感了吧。
当然多么高洁的人都不能假装生活里只有情怀，谁也无法回避“长安米贵，居大不易”的现实。我来北京后，曾不断地向朋友解释，北京除了房子，物价真的不贵，甚至比二线城市还便宜。就在昨天，我买半个西瓜花了七块三，而武汉的一个朋友花了三十。当然我每个月比他多交的房租，能买好多好多块西瓜了，以致于一谈房价，大家的情绪就容易暴躁。
去年有位国家博物馆的讲解员感慨，北京某重点小学的孩子竟然在讨论南北宋之间的“伪楚”政权这样冷僻的历史知识，而郊区中学的孩子为了一顿营养午餐而缩减了参观时间。我们在感叹这个差距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全中国有多少孩子能在义务教育阶段到国家博物馆参观一次呢?能在北京重点学校就读的孩子确实不多，但是全国一流的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以及艺术演出，这些与学校教育同样重要的资源，都是平等开放的。这已经让北京的孩子领先全国绝大部分同龄人了。而这些却总是被纠结于学区房的家长无视。
从某种角度讲，北京的房价有多高，就代表着这里的资源有多集中、来拼抢这些资源的人有多踊跃。一座城市就像生活本身一样，它不能同时给你所有的东西。它给你提供了优质的资源，就意味着这里的居住成本一定不会低。如果你想两者都拥有，就得付出时间来打拼。其实很多事情都是一样的道理，比如想要一座整洁安全的古城，想让那些古老的胡同恢复到宁静的本初状态，就必须忍受治理带来的阵痛，或者让渡一些生活便利。我们不可能什么都要，也不应该拿小城市的优势与北京的劣势比，然后把自己搞得很沮丧。
在北京这一年多听到各种跳槽的消息，与此同时一些人“逃离”这里，一些人又涌进这里。这是一个不确定的北京，它的种种吐纳都在告诉我们，这里仍是有呼吸的生命，阶层流动的大门仍在敞开着。所以这里的生活，值得认真过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