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限制公权力的故事中，最出名的大概是“威廉一世和磨坊主”的故事，尽管有考证说故事不准确，但它依然流传至今。话说19世纪的德国国王威廉一世攻城略地，声名显赫，皇家为犒劳他，在柏林西郊的波茨坦建造了一座“无忧宫”——桑苏西宫。1866年10月13日，凯旋归来的威廉一世登上行宫，发现对面山坡有一座破旧的风车磨坊挡住了视线，就下令拆掉。领命而去的人回来报告说：那是一家私人磨坊，磨坊主声称是祖传财产，不卖！威廉一世下令“强行拆除”，磨坊被夷为平地。拆房时,磨坊主站在旁边说：“为帝王者或可为此事，但德国尚有法律在，此不公平之事我必诉之于法庭解决。”控状送到德国地方法院，法院判决国王败诉，要求将磨坊按原样重建，并赔偿拆毁房子的一切损失。判决做出后，国王一一履行。
社会信任的基石正在于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小小磨坊主的私产，纵使国王也不得侵犯。或曰：找个公益的理由不就拆了？不行。因为“以人为本”不是抽象的概念，它表现在每一个公民的具体命运中。如果公权力是以统治、怀疑、予取予夺的态度对待私权和个体，那么永远不可能建立社会信任，而只能建立奴役或者反抗的关系。相反，如果公权力的行使是以尊重私权为前提、以法治为依托，公权、私权之间的良性沟通就有了可能，社会资本就能积累起来。
谁在腐蚀社会资本的积累
每个社会都需要公共秩序，公共秩序的代表就是公权力，就像交通秩序的维护者是交警。公共秩序不属于私人物品，在某种程度上还会“束缚”一部分私权。但为什么大家愿意服从于公权力？因为秩序让所有人的公共利益最大化，让公平正义由可能变为现实，为此让渡一部分个人权利是应当的，也是值得的。
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城邦以正义为原则，……正义恰是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我们尊重宪法，尊重警察，尊重法庭，是因为它们代表社会正义。
而在雷洋事件中，警方的做法符不符合正义的要求呢？
雷洋的母校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教师提出了一系列疑问：警察未着制服执法是否符合法律程序？警方在什么情形下可以对雷洋进行盘问，本案中警察盘问雷洋是否符合法律程序？警方在何种情形下可以带离雷洋？警方强行带离雷洋是否符合法律规定？警方使用约束性器械是否符合程序？对雷洋的死因调查应遵循的程序是什么？收集本案证据应遵循的法律程序是什么？他们建议：由上级人民检察院组成专门调查组，依法查处本案中可能存在的违法犯罪行为；建议由专业第三方组织鉴定雷洋的死因；建议由调查机关统一发布信息。
如果把雷洋改成公民，上面这些提问也都非常合适。一旦公权力受私人偏好影响——无论是先入为主的敌意，还是体制化了的随意——就无法保证沿着公共福利最大化的方向运转。无论是立法权、执法权还是司法权，都具有权力的天然属性，那就是缺乏监督必然导致腐败。没有严密的法治监督，没有确保宪法法律得以有效实施的责任机制，这些权力都可能违背设立时的初衷。
今天是5月16日，50年前的今天，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五一·六通知》通过，提出向党、政、军、文各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开展彻底批判，夺取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