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朔／文
生命之重，人权之重
民生之重，法治之重
一个外地到广州的打工者、染美专业的大学毕业生、美术设计师，因为没有办暂住证，晚上外出忘了带身份证，被收容，被遣送，被毒打，三天后结束了27岁的生命。这就是发生在2003年3月的孙志刚收容案。当真相曝光，举国皆惊，最后凶手被严惩，通行21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被废止，《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公布。从此，在自己的土地上流浪乞讨不会被收容遣散，而会得到救助。
被殴致死9个月后，孙志刚的葬礼在家乡湖北黄冈陶店乡幸福村举行。墓志铭上写道：
“逝者已逝，众恶徒已正法，然天下居庙堂者与处江湖者，当以此为鉴，牢记生命之重，人权之重，民生之重，法治之重，无使天下善良百姓，徒为鱼肉；
“人之死，有轻于鸿毛者，亦有重于泰山者，志刚君生前亦有大志，不想竟以生命之代价，换取恶法之终结，其死虽难言为舍生取义，然于国于民于法，均可比重于泰山。”
不幸的孙志刚长眠在幸福村里。“生命之重，人权之重，民生之重，法治之重”，要是没有这四“重”，幸福在哪里？不知道。只知道不幸会随时降临，如同2016年5月7日晚，北京昌平，29岁的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本硕毕业生、中国循环经济协会公职人员雷洋的命运。
从孙志刚到雷洋，13年过去了，同样是普通公民之死，都掀起了社会的巨浪。塞缪尔·亨廷顿说：“一个高度传统化的社会和一个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社会，其社会运行是稳定而有序的；而一个处于社会急剧变动、社会体制转轨的现代化之中的社会，往往充满着各种社会冲突和动荡。”中国正处在转型转轨期的关键阶段，要克难攻坚的地方很多，亟需凝聚共识，同心协力，化解矛盾，减少冲突。而雷洋案所折射的，恰恰是社会沟通、社会信任的不足，其警示既意味深长，又刻不容缓。
社会资本流失的危害
我们的社会是由很多资本支撑起来的共同体，比如经济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福山，《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
如果说5.12汶川地震造成了巨大的经济资本的损失，但由于全社会情系汶川，心手相连，社会资本得到了增加，最终实现了汶川的重建；在雷洋案中，虽然人力资本的消失只一人，但社会资本——“个人与社会连接过程中所形成的信任与规范”——不知流失了多少。社会资本的损失，又连带着导致其他损失，更无可计量。
人心流失
雷洋案的舆情关键词，有一个叫“移民”。“我要考虑移民了”，“警方的回应相当于给移民公司做广告”，“薄督的出现引发了中国富豪的移民潮，雷洋案一旦处理不好将可能触发中产的移民潮”，等等。这就是社会资本损失的后遗症。“玩不过，不玩了。”伤了社会信任以及公民的社会参与热情。即使足不出境，心态也会改变。
凝聚力流失
和传统的熟人信任、血缘信任不同，现代社会的信任是能在陌生人之间建立信任的“系统信任”，它通常来自于对权威（有合法性的公权力）的信任，对有专业知识和规范的专家系统的信任，对法律、规则、制度的信任。社会凝聚力也建基于此。而在雷洋案中，当事一方的警员忽而发布情况通报，忽而接受采访，全是自己证言，运动员裁判员集于一身，明示社会雷洋案就这么回事。如果不是舆情滔滔，检察院是否介入都存疑。由于“系统”的可靠性远不如校友的表现，人们对“系统”的信任就会大打折扣，未来的社会动员效率将降低，社会响应成本将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