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师生互动的分寸感确实不好把握。“老师和学生的关系，不单纯是学术上的关系，它还有点像长辈和后辈的关系。”杨晶坦言，身边也有导师为学生介绍对象，还有学生带着导师去看病的，“感情处得好的话，这些都没什么。”
成彤就觉得，帮忙跑腿拿拿快递，帮忙去财务处报销，都很正常。“导师参加饭局要喝酒，我开车接送他，不应该吗？”
但某位不愿具名的老师坦言，深究起来，导师权力过大，形成派系山头，使唤学生干私事，都是“学术腐败”。“不应利用你对学生的指导关系，让他做任何学术之外的事情。就算你给学生发补助也不行。”
如何减轻学生对导师的依赖？暨南大学地下水与地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姜仕军曾在美国求学，他非常欣赏美国的“培养委员会”制度。委员会有5个人，这5个人一旦确定轻易不能变动。“他们都比较了解学生做的东西。这样一来，即使导师有意为难学生，其他4个人也能做出自己的独立判断。”有了委员会，导师不再“一言堂”，学生能得到更为多元化的指导。
也有教授提出，在博士生招生中不该以导师名义招生，而是以专业招生，取消“人身隶属式”的管理方法。
姜仕军坦言，这有点困难。一般来说，僧多粥少，一名老师可能两到三年才有一个博士生名额。若按专业招生，可能会出现“抢学生”的乱象。
杨荣贵的建议则是，加强第三方监管，给学生提供申诉渠道。在其所在高校，一旦老师行为越矩，学生可以向系、学院研究生管理委员会汇报，学校会对导师进行严格处理。
而这一切，对孙兵来说，成了与己无关的事情。吐槽了老师，他觉得挺爽。
“没关系，你把导师名字写出来都没事。”孙兵提高了音量，“我都毕业了，还怕什么？”拿到毕业证的那一刻，他就决定和导师一别两宽，不再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