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师也有不靠谱的时候。孙兵回忆，导师经常要他帮忙计算一些“从理论上推就是错误”的东西，而且态度强硬。每次计算都相当费时，但孙兵不得不乖乖领命去算。他也抗议过，但无效，导师说，你先去算，算不出来再说。“一算就是半天时间。”
要毕业的那一年更是“水深火热”。导师临时加码，要求孙兵的毕业论文写出新东西，不能仅仅做之前研究工作的总结。但除了写毕业论文，孙兵依然要帮老师画图、算题、跑程序。孙兵每天早上8点起，工作到凌晨一两点，中午也无法休息。
生活还要继续。最后，孙兵完成老师交代的任务，并将其中一部分写入了毕业论文。导师又说，此内容和毕业论文主题关系不大，应删掉，但又问他要了原始数据。“这不是明摆着要窃取我的劳动成果吗？我能有什么办法啊，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孙兵最常说的话，就是“我又能怎么样”。导师握着你的毕业证，你最好听话。换导师？所里已明确说了，为了所内和谐，最好别换。而且，你一走，意味着这个老师浪费了一个博士名额，不够仁义。
“A老师如果收了B的学生，就是得罪了B。”邹阳说，“没有哪个老师愿意为了学生得罪同事。”
至于抗争，要到毕业之后。毕业后，导师给孙兵发过信息，让他有空时回趟学校，讨论下孙兵毕业论文发表事宜。
孙兵没有回复。
“培养委员会”或可形成权力制衡
杨宝德自杀事件持续发酵后，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师常江发了一条微博，指出此事的确应该给所有高校研究生导师敲响警钟。
“中国传统下的师生关系私人化成色太重，契约精神不足，发展到某个极端，完全有可能酿成悲剧。传统中不好的东西需要一点一点肃清。导师和研究生的关系首要是学术生产体系中的契约关系，这一点必须成为双方的共识。”常江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