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谁都不敢审，广电总局不审，中宣部也不审，因为大家心里都没数。后来，在纪录片制作进入尾声后，我们把该片的总顾问薄一波同志亲自请过来审看，一共12集，他看了1集就说：“很好嘛！”我们才放下心来。
这部纪录片播出后，立即引起巨大轰动，收视率达到28.9%。
在《毛泽东》之后，我们会拍什么，这是大家都非常关心的，答案也许出乎很多人的意料，我们拍摄了《邓小平》。
在确定这个选题之后，我们首先就面临一个大问题：拍《毛泽东》时毕竟他已经去世了，难度会小一些，但《邓小平》不一样，小平同志还健在，行不行呢？
为了解除后顾之忧，我就想让人先去探探风。当时小平同志正在上海过春节，我就派人去摸了摸底，他们没说可以，也没说不可以。不过，小平同志身边的人提了几点建议：如果要拍，集数不可以超过《毛泽东》，而且要有一首好的主题歌。
这次我们还是和中央文献研究室合作，我们写了报告递到上面，上面表示同意，可以搜集资料，但不能成立“邓组”，要靠《毛泽东》的影响接着做这个。
1994年年初，编创工作正式开始，且又一次落到刘效礼团队的身上。
经过三年的拍摄，在1996年年末，片子出来了。主题歌就是脍炙人口的《春天的故事》，这首渲染力强又切合主题的歌曲着实为片子增色不少。
同《毛泽东》一样，谁来审是个大问题。为此，我们做了40多盘录像分别送给中央领导观看，但很长时间后，谁都没有表态。
后来我们有点急了，我就给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曾庆红同志打电话，问：“《邓小平》这个专题片领导看了没有？怎么说？”他说不错。然后，我又建议说，我们认为1997年元旦是播出的最好的时机。过了一个多礼拜，他给我打电话，说同意元旦播出。
就这样，1997年元旦，《邓小平》正式和观众见面了。据说片子播出时，小平同志是在医院里，别人扶他起来看，他笑了笑。
没想到，片子播出后不到两个月，小平同志就去世了。他去世后，中央台和各个地方电视台都播放了这部片子，成了播出次数最多的文献片。
直到今天想到这件事，我还是忍不住心生感叹。如果1997年元旦这个片子没播，以后就很难再播了，因为要和一系列评价、悼词对口径，必然要大改。但播出后则完全不一样，他们写东西反倒要参考我们的片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