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我们国家的城市规模分布及其变化区域之间是不一样的，有的是首位分布，城市人口相对集中在首位大城市，如：广东、福建和京津冀地区，且前两者的首位分布的度一直在上升，而京津冀则以2003年为界，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有的是次序分布，如山东、山西，且次位分布的度是一直加强的，表明这些省区城市规模分布相对比较均匀；有的则接近标准的齐普夫分布，如浙江。
从政策的角度看，我国城市规模政策应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进程，跳出“一刀切”式集中抑或分散发展的政策窠臼，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东部地区已成为全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巨型城市化地带，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区人口密度已明显高于日本东京中心城区，政府应当引导疏解北京上海中心城区的人口。
驱逐低端人口，会导致城市竞争力下降
刘世锦在总结发言时表示，中国经济正进行着转型升级。制造业转型升级需要与很多生产性服务业高度融合，而后者大量聚集于大都市圈。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社会服务业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如果没有大都市圈的相应发展，这样的增长潜力能不能发挥出来，中国经济能不能保持一个适合速度且有质量、有效率、可持续的增长，道理是很清楚的。所以，大都市圈发展不是一个局部问题，而是关系中国经济发展全局的大问题。
刘世锦说，城市发展需要规划、设计、制度、政策等，政府角色重要，城市管理者的素质和能力影响很大。城市建设带来空间结构变化，出现错误后，纠错的成本很高。如何才能减少错误，顺应城市发展规律，形成城市间的竞争机制非常重要。
以往经济增长的重点是工业化，有一个地区竞争机制，看谁招商引资多，企业办的多；下一步重点转向城市化，也要有一个城市间的竞争机制，看城市能不能对人更有吸引力，能不能让人们的生活更美好。这就需要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给地方政府，特别是城市领导人更大的自主权；二是允许人口、资金、土地、技术的要素自由流动。有了这两个条件，某个城市领导者观念跟不上，机会少、成本高，人就要朝外走，用脚投票。在人口问题上，有的城市驱离所谓低端人口，在不远的将来，对人的争夺，不仅是高端人才，也会有低端人才，尤其是对保姆、建筑工人等低端人才的争夺，因为这两者是互补的。不欢迎或者驱离低端人口，会推高低端人口的雇佣成本，导致城市降低竞争力，甚至走向衰落。城市的包容性，是城市强大的内在需求。
刘世锦认为，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城市发展本身是一个创新过程，也就是试错和学习的过程。有一个好的竞争机制，城市发展也会经历优胜劣汰，一批生气勃勃的城市和城市群将会脱颖而出。只有经历这个过程，那些落后的、有悖于规律的观念和做法才能得以纠正。（博智宏观论坛授权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发表，文章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