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因素，人口疏散加剧了职住分离。上海中心城区人口在减少，大量人口移动到中环、外环以外，直接导致上班距离的增长。而上海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就业岗位高度集中在市中心。因为随着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就业天然集中在市中心，便于人们之间的见面和交流。这实际是布局的问题，是职住分离的问题。
研究结果显示，大量的地块更新出现在北京的中心城区。至于地块更新以后土地的用途，有一半中心城区更新以后的地不再当房子住了，这跟北京、上海这样的区级政府税收最大化的目标有关。所以北京和上海都出现了中心城区住宅供应相对不足而商业地产相对过剩的现象。如果是市场经济则应该进行商改住，但是这件事情又是现在禁止的。通过研究分析，受到地块更新影响的这个人比没受影响的这个人通勤距离平均增加500多米，占有整个样本平均通勤距离的7%。也就是说地块更新就这一件事情导致人的通勤距离增加7%，而且这件事是累计的，每年都在发生。因为要实现控制人口和疏散中心城区人口的目标，于是把政策的目标凌驾于市场的价格所体现出来的需求。而这样的结果是居民住得越来越远，那拥堵就会产生。但习惯性的思维最后又把这个问题错误地归结为人太多。
对于城市病的治理还是要通过供给侧改革。要改变生产生活方式，经济发展里服务业比重的提高会使碳排放下降，轨道交通出行比例的上升会使得交通拥堵得以治理。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城市，在二战以来人口翻番，甚至三倍增长，并没有带来更严重的城市病。所以城市病的本质是供应和需求矛盾的问题，调整供应的数量、质量、结构和空间布局，来适应需求端的增长，是可以治理城市病的。
2013年是中国经济转型“元年”
徐建国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的主要成绩都是工业化带来的。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初级阶段，下一步就是城市化，城市化阶段也已经来了，以后的增长模式一定会变，而这个拐点在2013年已经发生了。
徐建国说，未来的经济增长一定以城市为核心。从大城市率看，也就是百万以上城市人口占城市人口的比重，中国的大城市率在2015年只有23.8%，远低于日本、澳大利亚、韩国、加拿大和美国，略高于法国和德国。从城市的经济密度看，也就是这个城市每平方公里的产出，北上广深的经济密度在2-3亿美元/平方公里，远远高于中国其他地区，但是和国际大都市比上升空间还非常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