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铭说，城市管理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误解，就是觉得这个城市不需要低技能劳动者。可是这里有个经济学的问题，就是高技能人口和低技能人口之间有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技能互补性”。根据美国大城市的经验，高技能劳动者和低技能劳动者的比例是1：1的。而中国大城市更多吸引高技能劳动者，低技能劳动者则偏少。高技能者的集聚会产生对低技能劳动者的需求，而低技能劳动者恰恰是供给问题。如果制度设计歧视低技能劳动力供给，就会导致劳动成本和服务价格上涨，实际上影响这个城市的生产、生活成本，最终会影响这个城市的竞争力。
北京和上海从2013年开始这两个地方中小学数量和招生都在下降，因为配合政策抬高了外来孩子的入学门槛。在这样的背景下，不能说上海或者北京的教育资源不足，这是供给方的问题。
关于交通问题。陆铭认为制造拥堵的第一个因素是城市规划。东京和欧洲的城市每平方公里的十字路口数量超过100，东京银座超过200，而上海的浦东和北京城北这个数据只有十几。这种少十字路口宽马路的模式会导致什么结果？第一不利于疏解拥堵，当堵车的时候，没有毛细血管的小马路帮你分流交通。第二是不利于行走的，只利于开车，这样的街道没有街道的活力，北京就是这样，没有什么沿街的商业。当没有沿街商业的时候就带来结果就是人的通勤距离会增加。
第二个因素，北京和上海一样，因为城市在快速扩张，于是出现市中心人口的疏散。西方国家的大城市里实际上也曾经出现过市中心的人口疏散，在一个特定阶段里面，因为想住更大的房子宁愿上班距离远一点。但是在中国还有政策的叠加因素，因为中国在控制市中心的住房供应。从统计数据上可以看到，北京中心城区的人口份额是在下降，但是北京的优质公共资源却集中在市中心。以重点初中为例，中心三城区占有北京重点初中的72%。一到放寒暑假家长不需要送孩子上学，北京交通就得到了极大的缓解。研究表明，在控制了其他因素以后，假期内的工作日交通指数，比非假期的工作日的交通指数要低20—30%。而且由于拥堵减少以后，对尾气排放会减少，使得日均可吸入颗粒物PM10的浓度下降20微克每立方米，相当于均值的16%。所以，居住和公共服务的分离是导致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