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复制的使命感
毕业后，刘海峰的同学或入政界，或下海经商，或远赴异国。不少成为政界、学界、商界的重要人物。
刘海峰延续了第一次迈进图书馆时许下的“梦想”。那时，刚刚结束传阅手抄书的他，看着一排排图书，兴奋地对同学说，日后应有一本印着自己名字的书位列其中：“要著书立说，否则无颜面对马克思。”
刘海峰收藏的毕业十周年纪念册。
发源于中国的科举制度，国内批判多、研究少。在国际上，科举是汉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英国、法国、日本等六个国家都有研究著作出版。但在国内一度无处可寻。
“我们之前的一两代学者，常有一种压抑感，”同样是1977级历史系出身的程方平回忆，那时汉学研究的中心都在美国、俄罗斯，大家都有一种使命感，“想把它抢回来。”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科举制开始，刘海峰先后在伦敦和日本访学。他拿着一本《东京23区书店、图书馆完全指南》，四处高价淘书。又从英国图书馆检索到19世纪中叶之前的西方文献，最终考证了英美等国建立的文官考试制度曾受到科举制的启示和影响。
如今，他已出版《中国科举史》、《高等教育史》等专著二十多部。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方平认为，刘海峰基于史学的研究使高考改革的讨论走向深入，而非流于人人都可吐槽的空谈：“他不是一味遵从行政意志，也不是迎合老百姓呼吁，而是通过考证，理清一些认识上的误区。”
“研究过一千多年的中国人才选拔史就不太会困惑，”刘海峰说，现在遇见的问题大都曾在历史上出现过。
2004年8月，他到西藏开学术研讨会。会上得知，林芝地区500分以上的文科和理科考生分别有25人和57人，其中都只有三四个是进藏干部职工子女和当地考生，其他都是各省市的“高考移民”。倾斜的高考分数线并未带来区域公平，而是滋生了另一种形式的不公平。
“这和科举时代的区域均衡和’冒籍’问题如出一辙。”刘海峰事后撰文，称这是一个千古难题，问题的核心还是经济发展水平不同、高等教育资源的不均衡。
埋头查阅这些“故纸堆”时，他常有意外收获。
比如，一份科举制度中的乡试资料里写到，“参加乡试者，可携带两片人参，提神。”他回忆起40年前那个冬天，自己参加高考的那天早上，母亲特意炖了参汤，端到兄弟俩面前。
看到这里，他会心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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