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遛狗公约》用一种公民之间的契约，约束社区居民，不仅提高了公众的参与性和主动性，还会增强公民的责任感，让日常生活充满朝气。
焦洪涛(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武汉市养犬管理条例》已将东西湖区(常青花园、万科花园、新村派出所管辖区域)确定为限制养犬区。在限养区内，个人养犬每户只准养—只，禁养烈性犬和大型犬。在这个前提下，居民自发限定时间、地点，并且对遛狗行为进行规范。这不仅不与此法冲突，还延续了该法的精神，自觉自愿对辖区内的遛狗行为进一步约束。从最原始的乡规民约到现在的社区居民公约，基层群众自治正在逐步规范化和法治化。
黄军(中南民族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
居民公约是社区居民平等地讨论相关事务产生的一种约定，是社区多元主体通过民主协商的方式，按照一定的程序，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共同制定并共同遵守的相关约定，体现了居民的公共意志。
居委会没有具体小区物业的管理权，所以其制定的公约对业主没有约束力，只能是一种倡导性的提议。如果《遛狗公约》由业主大会发起并通过，公约生效后，即对全体业主具有法律约束力。
根据《物权法》以及《物业管理条例》，小区实行业主自治制度，全体业主有权制订小区管理的规范性文件，该公约有法律效力。如该公约中约定了业主不遵守约定的法律后果，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吴良涛(北京盈科(武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居民公约给社区居民提供了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约束的行为规范和准则。
当前，我国传统的旧的社会治理体制机制被打破，新的现代化的治理体制机制还没有健全，特别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公民参与机制还不完善。
《遛狗公约》虽然不具有法律强制力，却在居民之间达成了一种契约，对遛狗行为进行了规范，是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为解决居民矛盾纠纷提供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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