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审法官阎巍是山西籍。有一次，他带领的审判团队分到了一个案件，尚未开始办理，阎巍发现一方当事人是山西，立即提出了地域回避申请，于是案件很快就按程序转给了其他审判团队办理。
实行地域回避的效果自不待言，但在合议庭组成和随机分案方面也带来了一些“麻烦”。主审法官刘京川说：“实行地域回避后，经常会出现四处‘抢人’组成合议庭的情况。尤其是籍贯和成长地都不在巡回区四省的法官，尤其抢手，常常是这个案件还没合议完，另外一个案件的审判长已经在门口苦苦等待。很多案件就只能利用晚上、周末等时间进行合议。但我们明白，建立这样的制度，其实是为了保护我们，再麻烦都不怕。”
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兼第四巡回法庭分党组书记、庭长景汉朝也注意到了这些情况。在与主审法官们谈心时，他首先对法官们的干劲表示充分肯定，同时也明确指出：“让大家进行地域回避，不是不相信大家，而是为大家建立制度围墙，减少对案件的不当干扰。这一制度必须坚持下去，要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下去。”
强化辨法析理，拓展文书功能
再公正的裁判，如果法官不能做到辨法析理，让当事人输赢都明明白白，那么，就很难做到案结事了，也无法实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工作目标。
辨法析理首先体现在裁判文书。第一副庭长李广宇在多年探索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种“对话式”文书格式。他说：“裁判文书的辨法析理，集中体现在‘对话性’上。首先，要与当事人对话，无论是上诉理由、申请再审理由还是抗辩理由，均要对其诉求予以回应；其次，作为最高法院的裁判，还要与下级法院对话，不能满足于个案纠纷的解决，更要通过阐述法理，明确法律适用，统一裁判标准；最后，要与社会公众对话，通过裁判文书向社会宣讲法律知识和法治精神，强化裁判的预测功能，拓宽裁判文书的法律效应。”在他撰写的裁判文书中，时时出现对于“理性诉权观”、“实质法治观”等理念的阐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