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字是横着签的，意思是‘可以搁着不办’；如果是竖着签的，则要‘一办到底’；如果在‘同意’后面是一个实心句号，说明这件事必须‘全心全意’办成；如果点的是一个空心句号，百分之百办不成。”在谈到官员签字潜规则时，姜宗福说。
汪宛夫也坦言，局外人很难去了解真正的官场。所以写出来的小说可能好看，但是在圈内人看起来就非常可笑，因为一些官场的基本常识都会搞错。
汪宛夫举例说曾看到过一本官场小说，名字叫《副省长的女秘书》。“一看这书名就知道是个外行写的，因为国家有严格规定，官员是不准配异性秘书的，写这本书的作者明显不了解这种官场内的常识。”
“我在纪检机关20年，具有这样的生活经验，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不需要很累，我在写作过程中，可以说信手拈来，不需要太多地去关注这个事情。”汪宛夫说，他小说中写到的很多细节都是真实的官场现象。
微妙关系：
担心有人对号入座
不过，虽然二十多年的官场经历让汪宛夫有足够的素材去布局他的小说，但问题在于，小说是生活的比喻句，但是却不能让所有人都看出来。
事实上，身为官员，很多时候写小说不仅是考量文字的功底，更是做人为官的智慧。汪宛夫就表示，自己在官场，去写这个官场，最重要的就是把握真实和艺术之间的度。
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在《芝麻官悟语》的序言中的一句话或许可以体现这种困难，他说：“这本书有点稀奇，因为这是一个最没有条件写书的人，在一种最不适合写书的环境中硬挤出来的。”
李春元也同样坦承，现实比他的虚构世界要丰富得多。这位长年做宣教工作的正处级官员深谙表达的分寸，而身边的人时常比他还要谨慎。经常有人提醒他，“李局长这个是不是写得太猛了”。他则吸纳民意，“再往回收收”。
尽管如此，李春元还是生怕有人对号入座，小说里的地域名称也用字母代替，“但还是会有人对号入座”。
作家刘毅十多年前写小说时还是一名正科级干部，他后来跟媒体坦言，当时小说中的人物根本不敢触及县级领导，主要原因就是担心有人对号入座。
“如果我的小说人物写县级领导干部，因而被某个县委书记、县长对号入座，给我穿‘小脚鞋’，那我就很难过了。但是写乡镇不同，即便有人对号入座，或者对我不满，也不敢把我怎么样。这其实是一个很无奈的选择。”刘毅说。
“特别是官场小说，尤其要处理好这方面的关系，从以前的作者来看，因为处理不好，惹了麻烦。其他小说写了真实的人物没关系，反腐文学尤其要处理好这种关系。”汪宛夫同样感慨。
和刘毅一样，汪宛夫过去的官场小说写的都是低层的干部，写处长、局长较多。后来的小说《国色》写了一个省级干部。他说，以前这本书有一个副标题叫“省委副书记”，但是出版的时候去掉了，因为从出版角度看，“太扎眼”，容易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我写了20年，写《国色》前封笔5年积累，才敢下笔去写一个省级干部。”汪宛夫说，做官做得越高，水越深，写官场小说也一样，写得越高，需要的道行越深。
作者态度：
大多低调，少数辞职
因此，或许是出于规避风险等方面的考虑，官员作家们大都比较低调，不仅外界不了解他们的具体身份，在单位内部也大多选择低调处理，甚至隐瞒自己的创作。
《侯卫东官场笔记》的作者张兵就在很长一段时间不愿意向外界公布他的具体身份。在2012年2月的一篇报道中，张兵当时的职务是重庆永川市政园林管理局副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