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案》同时对“留置”的时限、被调查人待遇、留置期限如何折抵刑期等，也做出了规定。时限方面，“留置时间不得超过三个月。在特殊情况下，决定采取留置措施的监察机关报上一级监察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一次，延长时间不得超过三个月”。
此外，“采取留置措施后，除有碍调查的，应当在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留置人所在单位或家属”;“监察机关应当保障被留置人员的饮食、休息，提供医疗服务。讯问被留置人员应当合理安排讯问时间和时长，讯问笔录由被讯问人阅看后签字”。
这样的规定，不仅赋予“剥夺被调查者人身自由”的法理依据，也可以有效防止被留置人员遭受不法侵害进而保障其合法权利。这是对此前反腐机制法治困境有力的程序反思，而不只是一种名称术语的替换。
对比此前媒体发布的北京、山西、浙江三地监察委员会的试点工作，不难看出，《草案》有关留置措施的规定充分吸收了三地的试点经验。
当然，对于此前学界一直关注的，律师能否在调查期间参与、何时参与、参与程度等问题，《草案》并没有涉及。不过，由于它还处于向社会征求意见阶段，最终是什么样的，还不得而知。
新时代的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自然不同于以前，未来怎么走，还需要与时俱进的统筹协调。实际上，我们探讨的留置，也只是监察委12种工作措施之一。
但幸运的是，“试点是改革的重要任务，更是改革的重要方法。”来自北京、山西、浙江的试点实践，无疑为下一步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提供了重要经验，更验证了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决策部署方向的正确性。下一步，《监察法》的审议通过和正式施行，无疑也将为中国特色的国家监察体系，赋予新的强大力量。
(来源：侠客岛文：巴山夜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