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国家的边界意识并不像今天这么清晰，寸土必争的前提是现代地理科学和地图测绘技术的诞生。但这不是说古代不存在明确的国家边界，在人口稠密的农耕区域，别说是国界，就是一级行政区的区界也可能是清晰的，但在自然条件恶劣的地区，比如高山峡谷、荒漠冻土，包括人迹罕至的茫茫草原上，一些国界并不清晰。比如中原王朝对北方游牧民族的疆域意识，与其说存在“地理国界”，不如说是一种想象中的“文化国界”。
古代中国人对疆域和地理的看法基于一种文化辨识，便是所谓的“华夷之辨”。尤其在遇到军事威胁时，文化上的中心论往往能让古人产生自信宽和的观念，这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以西方视角看待汉匈关系，从民族主义立场揣测古人所思所想并不合适，这也是为什么燕然勒功之后，汉朝无意侵占匈奴疆域，只是夺回“失地”——传统意义上的大漠以南的疆域。这固然有自然地理上农牧分界的因素，但也与文化观念有关。既然匈奴已经被击溃，其中一部分匈奴人也愿意汉化，也就不存在明显的矛盾了。况且，司马迁叙述的历史观对知识分子影响实在太大——既然匈奴的祖先也属于华夏一脉，本是一家人，只要让其归化便可。
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燕然勒功会被视为汉朝军事能力威慑的极限，“虽远必诛”的“远”为何会定在这里呢？其实，相比汉朝军队向漠北的深入程度，后世很少有中原王朝能将兵锋所指达到同样的程度，甚至连幽云十六州都控制不了，何谈更广阔的纵深。燕然勒石是当时匈奴人军事力量集结的地方，再往北并非无人居住，只是汉朝没必要再往北打了。在匈奴西迁康居的时候，原来匈奴势力范围的北部还有坚昆、丁零，东部有新崛起的鲜卑，以及更东面的肃慎，而最北面的丁零，也只不过在贝加尔湖附近，这已经是中原人对地理了解的极限。所以，在燕然勒石击溃匈奴，以“天下”观念视之，已经到达可统摄范围的极限，已经逼近地理认知的北界了，由此认为“天下”都归汉也未尝不可。
“文化国界”还存在于古人对异邦的想象中。匈奴有没有侵扰过更北方的蛮族，其统治范围的北疆界限，似乎一直没被纳入古人的精准描述里。即使是出使西域，在当时也有地理发现和探险的意味，更不用说向更北方的探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