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入党的阎宝航直至1952年经有关部门批准才公开党籍，长期身份是“民主人士”、“党外人士”。即使在1947年至1949年出任辽北省政府主席期间，他仍遭遇党内文件不能看、党内通报不能听的尴尬。
罗青长在纪念文章中深情回忆：“对于这种长期在自己的亲人面前甘于以‘友人’的身份相处，遭到误解，甚至在蒙冤的境遇也无怨尤，如果没有坚定的党性，没有高度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没有革命者的博大胸怀，是万难做到的……”
“阎家老店”浩劫
多年后，阎明复仍能清晰描述秦城监狱的模样：“一幢‘U’字形的三层建筑物，东、西、北侧各有五间囚室，由走廊相连，北侧牢房走廊的两端有铁门与楼内的管理区相通，其中有若干间审讯室和看守人员办公室。”
1967至1975年，阎明复在这里度过了七年半的监牢生涯，而阎宝航也在此度过了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
相比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意气风发，新中国成立后的阎宝航甚为低调。1949到1959年，阎宝航调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兼交际处长。1959年，64岁的阎宝航自感体力难以承受外交部繁重的工作，便辞职到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负责征集整理文史资料。
到“文革”期间被迫停止工作前，经阎宝航主持征集的文史资料近两千件，1500余万字，极具史料价值。未曾料到，一场劫难却突然降临。
当时，“四人帮”及其同伙为达到打倒周恩来的目的，把大批在周恩来领导下长期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的东北的老同志打成叛徒、特务、“东北叛党集团”，阎宝航的名字赫然在列，其被捏造的罪名是特务罪。
1967年11月7日晚，刚从政协机关下班回家的阎宝航还未来得及端起饭碗，便被几个穿黄大衣的人架走，目睹这一切，坐在餐桌前的小孙女被吓得哇哇大哭。
这仅仅是“阎家老店”浩劫的开始。
半个月后，长期给党和国家领导人担任俄语翻译的阎明复被捕。“四人帮”断言阎明复有一部电台转移到父亲那里去了，既然父亲是特务，儿子也必定是。
事实上，所谓“转移”是当时阎宝航家里的收音机坏了，把儿子的收音机借去一用，一件平凡小事被硬生生“移花接木”。
打击接踵而至。
长子阎大新被取消军籍，下放至贺兰山区；次子阎明智被隔离审查，惨死长沙；二女儿阎明英、三女儿阎明光均被下放，阎明光丈夫被关押。
“当时，我母亲不仅承受着父亲和我被捕入狱，大哥、二哥被隔离审查的巨大精神压力和痛苦，在生活上也毫无着落，因父亲被捕，政协冻结了父亲的全部工资，也不给她发生活费，生活非常困难。”阎明复痛苦地回忆。
1971年，高素罹患肺癌去世。去世前不久，高素口述了一封给总理的信：“我始终相信玉衡(阎宝航的字)和明复是无辜的。我患重病到上海后，抢救费用甚巨，小女明光的爱人被关押，工资冻结，无力支付。请总理看在我和玉衡在重庆变卖衣物接济党内同志和抗日乡亲的面上，把我的医药借债费及后事解决。”
贴着4分邮票的这封平信没过多久居然得到了总理的指示：高素一生不容易，是有功的，准予报销高素的治疗费和安葬费。这无疑带给全家人巨大温暖。
阎明光回忆，临终昏迷时母亲还欣慰自语：“回来了，回来了。你们赶快包饺子。”直到离开人世的时候，高素仍坚信丈夫活在人世。
“这样，我们这个在抗战时期，在坚持地下斗争中，帮助过多少陷于困境的共产党员、民主人士、东北难民，而被亲切地称为‘阎家大院’的温暖的革命家庭就瓦解了。”阎明复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