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狱后的阎明复才得知，自己与父亲一度同监。
阎明复回忆，1968年四五月间，他在狱中偶尔听到熟悉的咳嗽声，很像父亲的声音，可“转念一想，我父亲怎么可能被捕呢。一来，我父亲早已淡出政坛，不是当权派，更不是走资派。二来，他是周总理介绍入党的，在白区一直在总理领导下工作，历史上也没有什么问题”。
儿子的直觉准得惊人，那些深夜的咳喘正是阎宝航最后一丝微弱的生命气息。
阎宝航被平反后，姚艮带着阎明光到秦城监狱查阅档案。在那座犯人名字被简化成数字的监狱中，阎宝航的代号是67100，阎明复代号是67124，中间只隔23人。
在那里，他们没有找到有关父亲冤案的任何文字材料，只找到一张父亲写的字条，上面写着“高素老伴儿，我要回家”。
也是在这次寻访中，阎明光得知，1968年5月，在一次拳打脚踢的深夜提审后，父亲昏迷不醒，被送到当时的监狱医院复兴医院。姚艮陪她找到当时在医院现场的老工人。老工人指着候诊室的长椅说：“抬进来时就放在这里，很久没有人来抢救……”
阎明光听后泪流满面：“这就是我在梦中见到父亲的场景！”
在父亲被抓后的一天夜里，阎明光曾做过一个梦：“梦见父亲穿着灰大衣，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医院的长椅子上，我跪在椅子前痛哭流涕：‘我再也没有爸爸了……’我就这样哭醒了。”
1978年1月5日，阎宝航骨灰安放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胡耀邦致悼词，给予阎宝航一生高度评价。
一个细节至今仍让儿女们心痛不已。在当时殡葬单位出具的说明中，阎明光看到其中一栏赫然写着“不留骨灰”。那是江青的批示：阎宝航是现行反革命分子，不通知家属、不留骨灰、不留遗物。
“这样就将妈妈的骨灰放在爸爸的骨灰盒里，一起安葬。”阎明光说。
“父亲此生最大的遗憾是未能救出张学良将军”
回顾阎宝航一生，“张学良”是一个无法绕开的名字。两人年纪相仿，志趣相投，作为张学良的高级幕僚，阎宝航陪其见证了若干历史时刻。
两人最初相识于阎宝航任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干事期间。如潮般的新式思想同样吸引了青年张学良。此后，阎宝航常陪张学良参加青年会各种活动，向其引荐了不少西方友人。
当时，阎宝航白手起家创办的奉天贫儿学校声名鹊起。时任张学良助手的郭松龄夫人韩淑秀长期在贫校做义工，因这层关系，张学良、郭松龄二人常常来贫校参观、捐款。除慷慨解囊外，张学良还以个人名义在东三省为贫校募捐。
感动于张学良的义举，阎宝航去信道谢，张学良则作答：“德不孤，必有邻。”
1925年11月，郭松龄通电反奉，一个月后，兵败被捕，夫妻双双赴死。作为郭松龄的坚定支持者，为免受牵连，阎宝航不得不躲到一外籍友人家中，直至张作霖在庆功宴会上烧了奉天军政人员私通郭松龄的信件，才重新复出。
此时，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普赖德考虑让阎宝航接班，推荐其去英国留学。无奈囊中羞涩，正当阎宝航山穷水尽之际，张学良派人传话，不必为留学费用担心。
之后，东北局势风云突变。先是1928年6月4日张作霖被日军炸死，同年年底，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承认国民党政府为中央政府。
1929年初，在爱丁堡大学就读的阎宝航接到时任张学良幕僚王卓然的来信，直陈眼下正是少帅用人之时。阎宝航即刻返程。
“九一八事变”后，深知张学良内心苦闷，阎宝航和几位东北军领袖经常与其一起商讨收复东北之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