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排右二为杨利伟。
1984年夏天，我和几十个同学被转到新疆的空军第八航校去学飞小飞机，也就是战斗机。八航校训练任务重、淘汰压力大，我们那一期近70名同学，到四年后毕业时，只飞出来十几个人。大家时刻面临压力，都希望第一批放单飞，避免停飞和淘汰。大部分课目，我都做到了第一批放单飞，但是在抗过载和高速翻滚两个课目上遇到了障碍，为了克服它，我在正常训练之外给自己“加餐”——左手捏右耳、右手捏左耳，原地打圈，锻炼前庭功能。
1985年，我顺利完成了初教6和歼教5单飞训练。随着飞行次数越来越多，技术越来越娴熟，就有意尝试一些动作，玩一些花样。初教机一般只能飞到4、5千米，我和同学们有时故意在空中较量，看谁还能飞得再高一些。向上爬升中有时忘了时间，等意识到按正常飞行已经不能准时回到机场，而不能准时就算不合格，情急之下我们就驾机向下猛扎，在规定时间内返回。飞低空时，我们会故意飞得很低，有时从50米的低空快速掠过，巨大的轰鸣和强烈的气流，把地面的羊群惊得四散奔逃。
飞行员大多都有这样的顽皮故事，它是飞行快乐的一种释放，源自对自己和战机的熟知，也是在充分掌控的前提下，对危险的边界的体验与品味。
1987年夏天，我的军校生涯结束了。毕业离校前，我领到了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120多块钱。同学们每人都到街上买了一双皮鞋，骄傲地穿去逛街，街上的行人看着我们指指点点议论——要的就是这种“拉风”的效果啊！我们听见了，还尽量装作若无其事，但最后大家还是憋不住劲，一路笑着回了航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