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6月21日，我出生在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一个普通家庭，一家五口人，父母、姐姐、我和弟弟，父亲在县里的土产公司上班，母亲是一名中学老师。
上幼儿园时，我的名字还是“杨立伟”，等到上了小学认了字，自己觉得“站立”的“立”哪有“胜利”的“利”有气势啊，于是自己改成了“杨利伟”。
上世纪70年代，是一个崇拜英雄、渴望胜利的年代。我们都是从小听着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雷锋这些英雄故事长大的。我特别渴望看书买书，但家里确实没钱，记得当时小人书几分钱一本，我就出去捡废品卖，一分钱一分钱慢慢攒，攒够几毛就买一套，逐渐积攒了很多小人书，全都是像《水浒传》《岳飞传》《铁道游击队》之类惩奸除恶、保家卫国的英雄故事。
小伙伴们在一块儿，最常干的就是玩打仗游戏，有一次我还把一个同学的脑袋砸破了，那个同学叫二宝，看到二宝头破血流，我心里实在是万分愧疚，就把自己存钱罐里攒了很长时间存下来的不到十块钱交给了老师，请老师转给二宝当医药费。通过这事我也明白了一个道理：当英雄不是好勇斗狠、蛮干硬拼，而是要把本事用在保护弱小、避免朋友受到伤害上。
后来有一次，小伙伴一起去河里游泳，同学小胖游到一半没力气了，一边扑腾一边往下沉。我已经游到岸边了，听到他喊“救命”，便赶忙回去拽他，俩人一边挣扎一边向岸边游，呛了很多水，终于游回了岸。从那以后，小伙伴们都叫我“杨哥”，我也第一次体会到了当英雄的感觉。
家乡绥中有个军用机场，有一年“八一”节，学校组织我们去机场看飞行，我吃惊地看着银色的飞机腾空而起，又从天而降，看见飞行员穿着飞行衣、戴着飞行帽，从飞机上下来，高大而神气，心里又崇拜又羡慕。从那以后，我就经常在机场旁边一站许久，看飞机、看飞行员跳伞，似乎就在那时，飞上蓝天的梦想逐渐在心里扎下了根。
1983年6月，我顺利通过招飞考试，成为保定航校1700多名飞行学员中的一员。报到后，航校要组织入校摸底考试，成绩不合格就会被退学。那段时间，我整天捧书苦读，把争强好胜的劲头全部用到了学习上，成绩逐渐名列前茅。
在军校的最初几个月，从精神到身体，整天都是紧绷着的。一开始不适应，但是过了这一段，这种严格的纪律观念就渗入到每天的言行举止，养成了一种习惯，让人感到遵守纪律规范成了很自然的事，这也影响到了我以后的工作和生活，包括以后成了战斗机飞行员和航天员，虽然在某些方面要求更加严格，但我并没有感到有多大困难。
正是青年时期那些艰苦的训练、严格的纪律、身体和精神上的锻炼，培养了我、影响了我、在潜移默化中塑造了我。军人做事追求极致，强调执行力，要做到胆大心细、准确认真，尤其作为飞行员、航天员，任何细小的误差和失误，都有可能影响到任务的完成、威胁到生命的安全，军中无小事，往往细节决定成败、决定生死。
在军旅生活那些紧张、痛苦和单调之中，也有一种特别的阳刚与明亮的美感，尽管学习训练非常紧张、艰苦和严格，但并不排斥我们的爱好和个性，反而有助于培养我们在发展兴趣爱好上的毅力。
我在航校期间，喜欢上了唱歌、弹吉他，成了文艺骨干，后来到航天员大队，又成了航天员乐队的黑管乐手，还经常当晚会的节目主持人，这些都要感谢军校对我的培养。
前排右二为杨利伟。
1984年夏天，我和几十个同学被转到新疆的空军第八航校去学飞小飞机，也就是战斗机。八航校训练任务重、淘汰压力大，我们那一期近70名同学，到四年后毕业时，只飞出来十几个人。大家时刻面临压力，都希望第一批放单飞，避免停飞和淘汰。大部分课目，我都做到了第一批放单飞，但是在抗过载和高速翻滚两个课目上遇到了障碍，为了克服它，我在正常训练之外给自己“加餐”——左手捏右耳、右手捏左耳，原地打圈，锻炼前庭功能。
1985年，我顺利完成了初教6和歼教5单飞训练。随着飞行次数越来越多，技术越来越娴熟，就有意尝试一些动作，玩一些花样。初教机一般只能飞到4、5千米，我和同学们有时故意在空中较量，看谁还能飞得再高一些。向上爬升中有时忘了时间，等意识到按正常飞行已经不能准时回到机场，而不能准时就算不合格，情急之下我们就驾机向下猛扎，在规定时间内返回。飞低空时，我们会故意飞得很低，有时从50米的低空快速掠过，巨大的轰鸣和强烈的气流，把地面的羊群惊得四散奔逃。
飞行员大多都有这样的顽皮故事，它是飞行快乐的一种释放，源自对自己和战机的熟知，也是在充分掌控的前提下，对危险的边界的体验与品味。
1987年夏天，我的军校生涯结束了。毕业离校前，我领到了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120多块钱。同学们每人都到街上买了一双皮鞋，骄傲地穿去逛街，街上的行人看着我们指指点点议论——要的就是这种“拉风”的效果啊！我们听见了，还尽量装作若无其事，但最后大家还是憋不住劲，一路笑着回了航校。
毕业后，我所在的中队被集体分到空军某师驻甘肃的一个飞行团。大伙儿坐着小火车来到一个县城，到了部队才发现这里比茫茫戈壁的新疆还要荒凉。在甘肃一年多之后，我又随部队转场到了陕西，飞“强5”轻型超音速强击机。
1992年，我遭遇了终生难忘的“空中停车”事故。那天，我驾驶飞机在吐鲁番作超低空飞行训练，突然，飞机发出巨大的响声，气缸温度骤然升高，发动机转速急剧下降，一个发动机几乎停转。
当时根本没时间想后果，只想着能不能把宝贵的飞机飞回去。我稳稳地握住操纵杆，慢慢地收油门，依靠剩下的一个可以工作的发动机把飞机一点点往上拉。由于动力不足，飞机飞得很慢，而且带有侧滑，操作起来十分艰难。500米、1000米、1500米……慢慢地，飞机升上来，终于越过天山山脉，向着机场飞去，稳稳降落在跑道上。
平稳落地之后，战友们跑过来接我，我才发现自己的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尽管当时很紧张，但我下来之后心情很快就平静下来，第二天照常飞行训练。
1992年底，部队精简整编，我所在的空军师被整个裁掉，飞行员集体转到驻川航空兵某团。当时家里经济条件不太好，有亲朋好友劝我转去民航工作，也能增加些收入。但我的理想是当战斗机王牌飞行员，去开四平八稳的民航飞机实在不是我的愿望。当时我已经是飞行近千小时的二级战斗机飞行员了，而安全飞行1000小时以上就可以参评一级飞行员。
在爱人张玉梅的理解和支持下，1993年初，我来到驻川航空兵某团，由“强5”改飞“歼6”，用了两年多时间，终于飞完了歼击机的基础课目，掌握了全部技能。后来，我被提拔为中队长，又调到团里当了领航主任。到1996年为止，作为飞行员，我基本年年飞全勤，总共安全飞行1350小时，成为一级飞行员。
1995年9月，经中央军委批准，载人航天工程指挥部从空军现役飞行员中选拔预备航天员。
我是在意外、兴奋和一无所知的茫然中得到参加航天员选拔的通知的，然后，在最短的时间内，我对当一名航天员意味着什么作了大致了解。
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有老一辈革命家和科学家的心血付出，有千千万万无名英雄的默默奉献，到了90年代，中国航天员应时代的呼唤出现了。可以说，我们这一代飞行员，无疑是幸运的，因为将有机会去实现古老民族的飞天梦想。
1996年初，我们886名飞行员在青岛空军疗养院参加外围体检和初选。体检用了整整一个月，几乎动用了一切可能手段，对我们进行了从头到脚的逐项检查。许多身体条件和知识水平看似无可挑剔的飞行员，可能因为一个小问题就被刷掉了。
这一关下来，886人变成了90人，然后从90人中又筛选出60人，到北京接受复检。我提前3天就到了空军总医院接受检查，十来天的复检结束后，又淘汰了20人。
1996年8月，我们被送到航天员中心做特殊功能检查。检查中用到的很多设备仪器和方法，都是我以前从来没见过的，做起来感觉相当痛苦。
比如在离心机上飞速旋转，经受7倍于体重的超重，测试胸背向、头盆向的超重耐力；在压力试验舱，要模拟上升到5000米、10000米高空，检查耳气压功能、低压缺氧耐力和减压病的易感性；在旋转座椅和秋千上检查前庭功能；进行下体负压、立位耐力、心理功能等测试。这些检查内容，我们每名航天员至今也依然在经常训练，以保持身体的状态和各项机能。
检查结束后，预选航天员只剩下20人。
1996年12月，我们结束了全部测试，却没有宣布结果，只是要我们回部队等消息。
1997年，航天员中心专家组来到我所在部队，分别同我的战友和妻子进行谈话考核。
专家们问我的妻子（张玉梅）：“如果杨利伟被选为航天员，今后的生活有所变动，你能习惯吗？”“当航天员有危险，你同意吗？”
玉梅的回答很干脆：“习惯！这些年都是这么过来的。”“利伟当飞行员这么多年了，有危险不算什么事情，他看重自己的事业，无论他做啥，我都支持。”
就这样，1997年底，我们12名飞行员来到北京，和先前加入航天员队伍的2名“国际航天员”证书拥有者吴杰、李庆龙一同“隐居”起来，成了航天城里最神秘、最难以接近、最不自由的人。
其实，严格的管理既是对我们的保护，也是我们成为一名合格航天员的保证，这是因为，入队以后，我们要在5年时间学完航天医学、地理气象学、高等数学、自动控制等基础理论和体质训练、心理训练、航天环境耐力和适应性训练、航天专业技术训练、飞行程序与任务模拟训练、救生与生存等8大类上百个训练科目。
1998年1月5日，中国航天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正式成立了。
那天，我们在国旗下庄严宣誓，并一一在国旗上庄重签下自己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