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从来没有坐过父亲的专车
1952年，小学毕业的罗箭考上了北京101中。
彼时的部队实行的是供给制。师级以上干部包括毛主席、周总理那些领导吃小灶，营团干部吃中灶，连以下包括一些领导的孩子们都统一吃大灶。
放假回家的时候，罗箭必须先去领自己的供给标准，“那时候的供给标准就是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罗小卿40天供给多少斤小米。回家后，要把纸条交给大灶的炊事员，炊事员凭着这张纸条，才可以多领一个人的份额。”
这是规定，也是一种习惯。没有人破坏，也没有人想去破坏。父亲母亲就那一份，孩子们去吃了，他们就没有吃的了。
事实上，在解放初期的50年代，从上到下都是严格按照规矩办事。上学也是，必须考试，分够就收，不够就不收。任何人都是一样。
按照规定办事，在那个年代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不光是罗瑞卿，他们那代人大体都是如此。“只要是上级规定的，绝对要按照规定来。”罗箭说。
“我父亲有一辆专车，但我妈妈每个星期一去党校学习的时候，都是自己坐公交车去，从来没有坐过父亲的专车。我包括弟弟妹妹们都一样，谁也没有想过要父亲的专车接或者送。我每周六回家的时候，都是从101中校园，走到北京大学西大门坐332路公交车，坐到西直门换22路，就能到家了。”
罗箭说，他唯一一次单独坐过父亲的专车，是因为自己重感冒在家养病。“司机叔叔把我抱到车上。我当时还奇怪，怎么坐爸爸的专车。司机叔叔说，你感冒太厉害了，你妈妈说让我送你去医院。”
为何从罗小卿更名为“罗箭”？
罗箭上学的时候，罗瑞卿就总敲打他，“我和你妈妈打了一辈子的仗，我们打下了新中国。你们不打仗了，你们的任务就是学好数理化，建设好新中国。”在那个年代，毛主席曾经说过，新中国是落后的农业国家，急需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我的爸爸妈妈那辈人，从参加革命起，想到的都是国家，国家需要就是他们的奋斗目标。”
罗箭曾经对生物特别感兴趣，也曾萌发过学生物的念头，但试探着和罗瑞卿说了下后，就放弃了这个不切实际的想法。“老爷子听了几乎要跳起来。学这个干什么，就是要学数理化，学尖端科技。”罗箭说，在父亲的眼中，学生物属于不务正业。在五十年代，最尖端的科技是原子能、核电站。
为了能学习核技术，罗箭还去拜见了时任哈尔滨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院长的陈赓大将。陈伯伯告诉他，哈军工没有原子能专业，建议他报考中国科技大学，说，“那里归聂荣臻元帅管，设有原子能系。”
“当时北京工业学院到我们学校挑选保送生，我被挑上了。被挑上的还有洪虎、曾庆红。但我不去，因为这个学院没有我想学的原子能专业，我一心就想上原子能系。”罗箭说。后来他放弃“保送生”这条捷径，自觉自愿和其他同学一样，参加北京市的高考，凭自己的能力，如愿考上中国科技大学原子能系，并成为当年高考物理状元，“物理满分——100。”
1959年，赫鲁晓夫撕毁合作协议之后，撤走专家、带走资料，这使得我国核武器计划实施要推迟好久。为了加快实现我军早日装备上自己的核武器，不再受制于他国、他人，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决定自己独立研制发展核武器。那时我们国家正处于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财政十分紧张。
这时罗箭在中国科技大学上了两年学后，哈军工有了自己的核武器系。“当时我就心动了。我找到父亲，告诉他我想去哈军工学核物理。”我害怕父亲剋我，觉得我折腾。没想到，他一听就乐了，“这是好事情啊，我支持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