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胡宗南占领了延安，中央机关疏散了。毛主席留在了陕北，而罗箭等孩子们要跟随后勤机关撤到华北。
那么多的孩子，要怎么走呢？有人想了一个办法，征集一批老乡的牲口，每个牲口上两边各挂一个筐，一个筐坐一个孩子。有的牲口大，上面还要再坐一个孩子。就这样，20多个牲口编成一个队，筐里坐着一批孩子，老师和警卫员在下面走。从延安走到绥德，从吴堡过黄河，最后到达了西柏坡。
这一路上走了一个多月。罗箭记得最清楚的是在山西一户人家吃莜面。罗箭说，当时的想法就是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要多吃一些。那户人家的老太太躺在床上，一边抽水烟，一边说：“娃，慢点吃，慢点吃，这东西吃多了会胀肚子。”
而罗箭当时最害怕的事情就是过黄河。他说，四十年代的时候黄河的水很大，坐在船上感觉波浪滔天的，浪比人还高。一条船上载的有人，还有马，两边是艄公划船。马受惊的时候会跳，跳的时候船就会晃得很厉害，“很吓人”。
“最开始走的时候大家都很害怕，几乎所有的孩子都一直在哭，都是保育院的阿姨照顾我们。父亲很少来看我们。所以，只要看到穿军装的，我们都叫阿姨、叔叔。有时候爸爸回来，我也叫叔叔。”
罗箭说，尽管父亲一直叮嘱他们要坚强，但那么小的孩子，不害怕是不可能的。“飞机来轰炸的时候，都是阿姨和警卫员叔叔把我们搂在怀里。有时候还会趴在地下，把我们护在身下。”在前方都是生死与共的战友，后方的孩子都和自己的孩子一样。“那个年代，他们之间的感情，现在的人真的体会不了。”罗箭不无遗憾地说。
唯一一次发脾气是因为弟弟看不起人
就这样，紧跟着大部队的步伐，这些孩子们也在1949年3月进入了北京。
到了北京后，生活相对稳定。罗箭以及兄弟姐妹们和父亲的接触逐渐多了起来。那时候，罗瑞卿在公安部工作，工作依然很忙。但罗箭觉得那时候的爸爸特别慈祥，“现在想想，父亲没有打过我，我的弟弟妹妹也都没有挨过打。三个小的弟弟妹妹，父亲更是宠爱。”
罗瑞卿对孩子们相当疼爱，“我们家总是爸爸扮演慈爱的角色。”罗箭笑着说。
罗箭回忆，有一次，他的弟弟玩疯了，中午不睡觉，还不让姐姐们睡觉，母亲很生气，打了弟弟屁股两巴掌，把弟弟给打哭了。正在弟弟抽泣的时候，父亲回来了，问这是怎么了。
得知原因后，罗瑞卿当时就急了，“那也不能打孩子啊。”反过来把郝治平说了一顿。以至于在罗箭的印象当中，正在挨训的孩子们，只要父亲一回来，就算解放了，“好了，好了，以后听话。”父亲会在孩子们的屁股上轻轻拍一下，然后就没什么事情了。
对此，罗瑞卿总是说：“小孩子嘛，长大懂事就好了。”罗箭说，他们都盼着父亲早点回家。
“很多家庭都是这样的。”罗箭说，“反正在家里，只要爸爸回来，和爸爸搂肩膀、爬到爸爸背上，都是可以的。”
罗箭兄弟姐妹七个，他是老大，和最小的弟弟差15岁，父亲罗瑞卿对三个小的弟妹们特别疼爱，“爸爸下班回来的时候，一般都是三个小的弟弟妹妹扑到前面去迎接他。我爸爸个子比较高，五十年代，弟弟妹妹们也就两三岁，这时候父亲就必须蹲在地上，才能搂着、抱着他们。有时候三个孩子一起扑上去，就会把他弄得一屁股坐到地上，这时候全家都会哈哈大笑。”罗箭说，那时是家里非常快乐的时光。
在罗箭的记忆当中，父亲在家里只发过一次脾气。那次，二姨领着自己的孩子到自己家做客。二姨的孩子和弟弟玩的时候，弟弟言语中对二姨的孩子颇有些看不起。罗瑞卿知道后，对着弟弟发了好大的脾气，“父亲当时说，你有什么看不起人的？你凭什么看不起人？”罗箭说，从来没看到父亲生那么大的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