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她终于如父母生前所愿，拿到了博士学位。而所攻读的方向，也是和她的命运紧密相连的灾害心理学。
在博士论文的扉页，她写道：“仅以此文献给养育我成长的父母。这么多年来，他们的在天之灵一直在给予我支持和鼓励。”
援川
包括董惠娟、张本等在内的学者一直都觉得，1976年，由于社会环境和医疗条件所限，导致震后心理救援缺失，造成了太多存在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唐山病人。
这是董惠娟的一块心病。
2008年汶川地震，她找到了出口。
那一年，唐山派出了大批救援队伍、心理救援团、医疗工作者支援汶川，唐山要“感恩”。时任唐山市委书记赵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灾后重建，关键是心理重建。而心理重建主要体现为信心的重建。
董惠娟是唐山第一批到达汶川心理援助的14名队员之一。5月15日，抵达绵竹。
她对剥洋葱(微信ID：boyangcongpeople)回忆，当时满眼都是受伤的灾民、救援的部队，这和1976年的唐山类似，但她已经没有任何心理不适。运送物资的车辆在路上排着长龙，这让她觉得，我们国家目前的经济状况早已经不是唐山地震时的状态了。
“我当时满脑子都是，救人!”她想，当年，唐山人没有灾害心理应急救援留下了遗憾，汶川人不能再有了。
同一批参加心理救援的华北理工大学心理学系教授杨绍清发现，作为唐山地震的亲历者，在汶川做心理援助，很有优势。“亲历者的说法，会让他们的恐惧消除很多。”
杨绍清记得，很多心理救援的队员，都是揭唐山地震的伤疤去治疗汶川地震的创伤。
董惠娟，她治愈了不少存在灾后心理创伤的病人。新京报记者 侯少卿 摄
在汶川的39天，董惠娟对数不清的灾民做了心理干预。看到父母双亡的孩子，她总会下意识地说“我也是地震孤儿”。一句话，瞬间拉近了双方的距离。
让董惠娟印象深刻的是一个截肢的17岁花季少女。董惠娟是在一个温度高达50摄氏度的帐篷里发现女孩的。女孩已经21天没有走出帐篷了。
董惠娟走上去，刚想把手放在女孩的右腿上，突然发现，穿着白色裤子的右腿空荡荡的。寒暄后，女孩哭着强调，她再也穿不了裙子了。
经过几十分钟的心理干预，女孩走出了帐篷。
那是中午，阳光炙热。董惠娟站在女孩对面一米远的地方，给她加油。但女孩拖着一条腿往前跳，几次摔倒，又几次爬起来。董惠娟站在对面，心绞着痛，跟女孩说，加油，加油。
最终，女孩蹦跳着扑到董惠娟怀里，两人拥抱在一起。女孩哭着说：“阿姨，是你又让我活了过来。”
董惠娟一直和女孩保持着联系。如今，女孩早就装上了假肢，恢复了正常生活，还在一家酒店当上了经理。
董惠娟团队从2008年连续跟踪汶川四五所学校、2000多名学生的心理状况。数据显示，在最开始的几年，孩子们的焦虑、恐惧、抑郁、偏执等指标都比较高。从2011年开始，各项指标已经逐渐回到正常水平。
她觉得很欣慰。汶川地震，可以算是她灾害心理学理论的一次成功的应用和推广。后来，她又在唐山255医院挂牌成立了灾害心理危机干预救助中心。
她希望，心理救援能成为常态，以后出现灾害时，心理专家能及时介入，帮助更多的人。
自愈
董惠娟也知道，汶川心理援建的成功，是建立在唐山的遗憾基础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