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的情绪会在两个节日重现清明节和农历十月一日。
董家对面的一个邻居，地震中失去了父母和妻子。之后的一两年里，这个中年男人每天坐在简易房门口一会儿哭一会笑。有人和他说话，他只会重复两句“好好活着”、“我不悲伤”。
董惠娟那会儿总是反复咂巴他那句“好好活着”。但没几年，男人就过世了。
为什么唐山有这么多的创伤?董惠娟很困惑。她想通过读心理学的方式，分析自己和身边的人。
病人
和董惠娟一样困惑的，还有开滦精神卫生中心的十几位医生。
医生于振剑至今记得90年代初接触到的一个病例。一位二十多岁的女性，到了陌生场所，如果发现门窗不能打开，就会非常恐慌。她无法正常乘坐封闭的电梯、轿车、煤矿上通勤的绿皮火车。
追溯原因，于振剑发现，大地震时，她十来岁，被埋了几个小时，黑暗中，窒息的感觉非常强烈。被救后，这种恐惧被压抑了，十年后，出差遇到类似的场景，心理创伤再次被激发。
时任开滦精神卫生中心院长的张本也遇到了不少类似的病例，亲人在地震中丧生后，不少幸存者在接下来的十多年里连续出现无法正常入睡、噩梦、易伤感、对人生失去兴趣、对未来失去信心的状况。
医生们发现，这些具有精神疾病和心理疾病的病人，大都经历过唐山大地震。
唐山大地震的发生时间。资料图
1995年开始，张本带着于振剑等十几位医生，针对唐山地震对孤儿、丧偶再婚者、截瘫患者、一般受难者等不同群体开展了研究，历时十年。
数据证实了他们的猜测，地震的亲历者们患神经症、焦虑症、恐惧症的比例远高于正常人群。在地震中承受的心理创伤程度越高，二十年后，他们的心理健康程度越低。
同一时期，董惠娟已经读完了应用心理学的硕士课程。她开始分析自己。
2000年前后，买房的压力和儿子的叛逆期一起袭来，董惠娟觉得自己要被压垮了。那段时间，她总做梦。梦里，妈妈坐在唐山一处地下通道的入口处向她招手，她跟在妈妈后面，沿着漆黑的地下通道，一直走，一直走，越走越亮，接着，妈妈就消失了。
后来，在博士论文进展不顺利、被家庭琐事缠身时，她总会做这样的梦，有时候是地震前一家人一起给妈妈过生日的画面，有时候又是妈妈送她上学的场景。
她分析，每当精神脆弱时，就会出现梦魇和闪回。而这一创伤的根源在于，成长中，她缺乏父母的支持。
在北京、上海学习时，别人一听她是唐山人，总会好奇家里有没有人受伤。“我从来不会告诉别人，那个伤痛是不想被别人扒的。”董惠娟对剥洋葱(微信ID：boyangcongpeople)说。
事后她知道，在心理学上，这叫“回避”，也是心理创伤的一种。
她尝试自我调节。每天早上，跑到广场上跳集体健身操。“大家伴随音乐一起跳起来时，内心会有一种满足感。”后来，得了风湿，跳不动了，就去逛商场，只看不买。现在，她几乎能认全商场里的所有品牌。
2004年12月，印度洋海啸，董惠娟正在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读博二。她和同伴们赶去心理援助时，又重新看到了一具具泡得发胀、发白的尸体，到处都是灾民，表情恐慌。
她发现，灾难场景并没有勾起她关于唐山地震的回忆，这意味着，她已经开始慢慢走出之前的心理创伤。
关于唐山地震的亲身经历和前辈的问卷调研、印度洋海啸的心理援助经历，成了她博士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