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条件特别艰苦，老家没有吃的，但是随军到处奔波的任弼时和妻子也没有钱救济他们，用任远芳的话来说就是“根本顾不上”。1938年春，奉中央指派，任弼时赴苏联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并偕妻子前往。在莫斯科，任弼时活跃在共产国际的舞台上，陈琮英边在党校学习，边照料丈夫的生活，抚育1938年12月在莫斯科出生的小女儿任远芳。1940年2月，任弼时结束了在共产国际的工作，启程回国。为了革命，他们把女儿留在苏联，回到了延安。
母亲唯一亲自照顾的孩子就是弟弟任远远。1940年出生于延安的任远远可能是所有孩子中最幸运的一个，因为当时在延安算是过上了比较稳定的生活。任远远1995年因癌症去世，走在了母亲的前头。这件事直到母亲去世都没让她知道，每当母亲问起儿子在哪里，他们都会骗老人说“在国外”或者“工作忙”。对于母亲的“重男轻女”，任远芳说她能理解，因为他们家5个男孩只有弟弟一个活下来了，而且弟弟从小跟着母亲长大，对母亲也特别好。“母亲再开明毕竟是从封建社会走过来的人，重男轻女很正常。”任远芳说。
在任远芳看来，母亲有很多优点值得她学习。“我挺佩服我妈妈的，她能吃苦，生活简朴，对吃住都要求很低，凑合着过就行了。”母亲退休后，组织上照顾她，让她当了政协委员，后来又去了妇联工作，母亲后来说：“占着茅坑不拉屎，还不如让给别人呢。”她对名利对当官看得很淡薄，从来不考虑个人得失，更不会向组织提要求。也许正是这样豁达的品性，母亲相当长寿，活到了102岁。
父亲问愿不愿跟他回国，任远芳的回答是不愿意
任远芳从小在苏联的儿童院长大，儿童院的集体生活既温馨又枯燥，任远芳脑子里几乎没有父母的概念，也谈不上想父母。“那会儿像我这种情况的孩子有很多，大家都一样，都习惯了。”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开战仅3个多月后，德军便兵临莫斯科城下，出于安全考虑，任远芳还是被送到了莫斯科东郊300公里外的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与许多革命先辈的子女们生活在一起。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是赤色国际救济会在苏联创办的专门收养在白色恐怖下各国共产党员和革命者的子女或烈士遗孤的机构。“有毛泽东的女儿李敏、刘少奇的女儿刘爱琴、朱德的女儿朱敏、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等，我们都在一起上学，大概有40多个人。”
因为战争爆发时任远芳年纪还小，活动参加得不多，对战争的记忆并不深刻，但比他们年纪大一些的朱敏、刘爱琴等孩子就受了一些苦。每当飞机来了，在外面活动的时候要拿个白床单，因为地上有积雪，这样飞机轰炸的时候就看不到人了。儿童院附近的医院住着一些伤病员，大一些的孩子们会去帮着站站岗放放哨，而任远芳他们年纪小，这些事做得不多。
任远芳说这些孩子在1950年8月份都回国了，但是她提前在那年的5月份就回国了。为何唯独她提早回国呢？1949年末，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和心脏病的任弼时，前往莫斯科近郊巴拉维赫疗养院养病。那会儿正赶上国际儿童院放寒假，工作人员将11岁的任远芳接到任弼时身边。这是任远芳记事以来第一次见到父亲，上一次见面还在她1岁多的时候。与父亲分别十年后首次重逢，任远芳说她很认生，不认识也叫不上来“爸爸”。在她年幼的心中，父爱和母爱是全然陌生的概念。
儿童院只放一个星期的寒假，就在这一个星期里，父女俩相处得十分愉快。父亲对她特别好，总是很关心她的学习，老问她的功课好不好。“我的成绩当时在班里算是拔尖的，儿童院的中国孩子成绩都挺好的。”任远芳说起来还有些许的自豪。因为没有多余的床，她便睡在沙发上，父亲时常起来给她盖被子，让她感觉温暖。“父亲说这次回国，我打算把你带回去，你愿意吗？我当时就说我不愿意。为什么呢？第一，我不会中文；第二，我不认识妈妈和姐姐弟弟，从小在儿童院长大，过惯了集体生活，我不愿意离开这个集体。”父亲听了她的话觉得挺奇怪的。一个礼拜之后，任远芳就返回了儿童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