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担任中央秘书长时，正值陕甘宁边区经济最困难的时候。党中央号召军民开展大生产，他以身作则，向三五九旅的王震旅长要了一部纺车。在工作之余，他就像村妇一样盘腿而坐，跟着妻子学习纺线，成绩提高很快。1943年，他参加中央机关在杨家岭举行的军民纺线比赛，获得了第一名。
1947年，贺龙曾感慨地说过：“康生是外向人物，要名誉、要地位，花里胡哨；任弼时是内向人物，他是向内发展的，即在自己身上多下功夫，提高思想认识，加强修养。”
“我丢得老婆，可丢不起军团的密电码”
因为和父亲一起生活的时间很短，在任远芳心里，母亲陈琮英更伟大。小时候，陈琮英家里很穷，由于两家是世交，12岁的她就到了任弼时的家里当童养媳。这一段看似“封建包办”的婚姻却情比金坚，终其一生，任弼时与她都从一而终，不论是身处监牢、长征岁月还是步入中共高层、进入中南海，彼此携手，不离不弃。如此纯真的爱情，令无数人为之动容。
陈琮英没上过学，没什么文化，在一家小工厂做了一名织袜女工。她省吃俭用，精打细算，把每月省下的一点儿钱，用以补助任弼时上中学。任弼时16岁时去苏联留学，陈琮英则遵从任弼时的嘱咐，在长沙半工半读了4年，摘掉了文盲帽子。1926年4月初，22岁的任弼时与24岁的陈琮英在上海举行简朴的婚礼，他俩终于从“娃娃亲”结为正式夫妻。
婚后不久，陈琮英就跟着丈夫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由于政治上可靠，周恩来分配她到中共中央机要科工作。从此陈琮英多年从事机要工作。
在长征途中，任弼时患了疟疾，身体极为虚弱，只好躺在担架上指挥，后来，由于山势陡峭，山路狭窄，不但担架无法使用，就连骡马也常失蹄坠落，只好由警卫员搀扶艰难移行，队伍也零零落落。负责机要工作的陈琮英背着密码箱不离弼时左右。由于饥饿、疲劳，渐渐地瘦小的陈琮英掉队了。好在，当她倚在一棵大树下喘息时，被负责宣传和收容的陈罗英发现了，连背带拖地带她赶上军团部的行列。任弼时这才知道陈琮英掉队了。他高兴而诙谐地感谢陈罗英：“哎呀，真要感谢你啊，我丢了老婆都没有什么关系，可丢不起军团的密码啊！”任远芳说父母的感情一直很好，父亲年轻的时候很帅加上有留苏的背景，多少人给他介绍女孩子，父亲一概拒绝。
母亲对名利对当官看得很淡薄
任弼时和妻子陈琮英一共生了9个子女，其中有5个都送人了，“因为当时母亲跟着父亲到处革命，这些孩子后来丢的丢、死的死，都找不到了”。任远芳的大姐1931年出生在上海，向忠发叛变，陈琮英被出卖，母亲带着3个月的女儿坐了半年牢。从牢里出来之后，母亲把大姐送到了湖南老家奶奶那儿照顾了大概七八年。
1933年5月，任弼时被委任为湘赣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陈琮英随同前往，在湘赣省委机要科工作。第二年8月，任弼时等率军开始突围长征。这时，陈琮英刚生下儿子“湘赣”不足半年，为了追随丈夫革命，她不得不把独生子留在老乡家抚养。从此，她再也没有见到儿子“湘赣”。
1936年任弼时任红二方面军政治委员，随同朱德一起北上，过长征中闻名的“草地”。这时，对陈琮英来说，更比其他人不知艰难多少倍——她要临产了。当时他们住的地方下面是羊圈，要上楼才是住人的房间。“我妈妈当时大肚子，上不去楼，就在羊圈里铺了草生了孩子，取名为‘远征’。”生完孩子之后没奶，朱德总司令不知道从哪儿钓了几条鱼炖了鱼汤给她补身体。1岁的时候，任远征被送到了奶奶那儿，奶奶带了二姐一两年后就去世了，后来又托付给了一个邻居婆婆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