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协商民主在基层激活人大制度相应的是，协商民主对政治协商制度的激活作用同样非常明显，其中，双周协商座谈会的恢复最引人注目。
2013年10月，在时隔48年之后，全国政协双周协商座谈会重启，一般每两周举行一次，每年召开20次左右。在组织过程中，细化协商程序，借鉴新的手段，使协商参加人员的选取更加科学，协商材料的准备更为充分，协商过程更加高效。值得注意的是，双周协商座谈会不仅规格高，每次都由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亲自主持，中央和国家相关部委的领导参加，而且它还有意邀请不同的政协委员，争取在一个任期内每个全国政协委员都能参加一次。在全国政协的示范效应下，很多地方政协也举办类似的协商座谈会，有的也保持双周的频率（如天津市），有的则因地制宜，将其改为双月协商座谈会（如青海省以及济南市、株洲市）。
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2015年2月9日，中共颁布《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将这一构想清晰地描绘出来：“继续重点加强政党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积极开展人大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逐步探索社会组织协商。发挥各协商渠道自身优势，做好衔接配合。”
中国式民主发展的路线图
很多西方学者都怀疑，中国的协商民主是否真的可以称之为协商民主？即使可以，它是否能够成为“中国民主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甚至成为“中国民主化”的动力？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先来看一下西方学者关于民主化问题的反思。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的第三波民主化给民主化理论带来的最大启示是：民主不等于善治！经由选举产生的政府运作及其治理绩效远非人们希冀的那么美好，许多新兴民主化国家虽然建立了竞争性选举制度，但是在人权和自由方面的表现却相当糟糕。拉里·戴蒙德不无遗憾地指出：“现在的问题不是民主国家集体死亡，而是许多国家民主被逐步地空洞化了，只剩下一个多党选举的外壳。”这种过分强调竞争性选举而忽视民主其他维度的倾向，有学者称之为“选举主义（electoralism）的谬误”。换言之，民主化不仅要关注是否有定期举行的公正的选举，还应该关注选举之外的东西，尤其是治理问题。
2009年，加拿大学者马克·沃伦（Mark E. Warren）提出相对于“选举驱动的民主化”而言的“治理驱动的民主化”（governancedriven democratization）概念。他以中国为例来说明，即使在缺乏多党竞争的条件下，治理驱动的民主化也是可能的，中共就积极鼓励协商民主的发展。而中共之所以走上治理驱动的民主化之路，是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所释放出来的多元化和社会能力的增长，而不是选举式民主化的压力所致。
尽管沃伦的文章并非专门针对中国，但他非常敏锐地抓住了西方对“中国民主化”最核心的两个关注点：一是“中国民主化”应该是选举驱动还是治理驱动，是应该像西方一样先将竞争性选举做好，再来着手开展旨在提高民主质量的参与民主和协商民主，还是有可能反向操作？二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民主化”是否可能实现？
对于第一个问题，将选举和治理并列，本身其实已经是一个突破，它抛弃了将民主等同于选举的简单思维，认识到民主化具有两个重要维度：选举和治理。选举关注的是权力来源问题，治理关注的是权力运行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