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责推进民主恳谈的官员们当时就觉得，这套方案对于推进民主恳谈很有帮助。时任泽国镇党委书记的蒋招华于是邀请费什金教授来泽国镇，用协商民主的方法就建设资金的使用开展民主恳谈。费什金欣然应允，与澳大利亚迪肯大学的何包钢教授一起，两赴温岭，并亲自主持问卷设计。协商民主的方法正式被引进到中国基层的民主实践中来，“民主恳谈会”也因为被注入了“协商民主”的成分而成为协商民主的实践形式。
这次民主恳谈会邀请了12名专家与镇党委、政府一起组成工作小组，采用科学的随机抽样方式，从全镇12万人口中抽选了275名代表，并提前10天将30个项目的说明材料以及专家组准备的中立、公正的项目介绍，发给每名代表。
会议当天，有259名代表出席，他们在会前先就30个项目的重要程度填写了一份调查问卷。上午，以随机抽样方式将259名代表分为16个小组进行小组讨论，讨论由经过培训的主持人主持。小组讨论结束后，代表们带着小组讨论时最受关注的问题和最集中的意见参加大会讨论。下午，代表再次分小组讨论，然后带着新的意见和问题参加第二次大会讨论。两次大会讨论，政府全体人员列席。民主恳谈结束后，又用同样的调查问卷对代表们进行第二次测验。
会后，镇党委和政府召开办公会议，讨论恳谈会上代表提出的建议和第二次问卷调查的预选结果，将调查中排名靠前的12个项目拟定为2005年城建基本项目。2005年4月30日，在泽国镇第十四届人大第五次会议上，人大代表经过讨论、表决，通过了民意代表经过协商讨论所选择的12个项目。
整个民主恳谈会的流程非常规范，参加恳谈的民意代表也表现出非常高的素质。全程参与组织的费什金教授感叹道：“这比美国的实践还好。”他以泽国镇为例，鼓励美国公民做更多的协商民主实践。他甚至说，中国协商民主实践能直接影响决策，这比加拿大的公民大会更有实效。
当基层协商民主在浙江温岭遍地开花之际，更高层级的政治协商也在协商民主理论的指引下焕发出新的活力，一向以改革开放前沿著称的广东又一次走在了前面。
广东省选择广州市进行试点，经过一年时间的探索，2009年9月，广州率先推出《中共广州市委政治协商规程（试行）》；2010年5月，在广州试行的基础上，《中共广东省委政治协商规程（试行）》出台；2011年8月，在总结试行经验的基础上，《规程》正式出台。《规程》明确规定了政治协商的原则，并对政治协商的主要内容、基本形式、协商程序都作了具体翔实的规定，使政治协商第一次成为地方党委政府工作的刚性约束，在做重大决策时不仅必须协商，而且必须按程序协商。
此后不久，江西省以及南京市、厦门市等也相继出台类似规定。到2013年年底，全国有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制定了政治协商规程。政治协商第一次从“可以协商”到“必须协商”，从“软办法”变成了“硬约束”。
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协商民主”第一次写入中共最高规格的文件；一年后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协商民主正式从地方性和局部性实践上升为国家战略，从政治领域扩展到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从一种工作方法上升为制度。
协商民主激活制度潜能
2000年，华盛顿大学的约翰·盖斯提尔（John Gastil）写了一本名为《人民的心声：通过协商式选举复兴代议制民主》的书，他认为代议制民主陷入了危机，为了复兴代议制民主，应该运用协商民主的方法，在选举过程中通过随机抽样组成一个公民小组，对候选人和选举议题进行协商，并将协商结果告知选民，供选民投票时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