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什金教授也有类似的设想，还专门为此设计了协商日（deliberative day）制度。理想很丰满，但现实很骨感。1992年，费什金计划在美国总统大选的政党初选期间，以协商式民意调查方式举办一场“改良式初选”，但计划因经费问题而流产。
就像美国人想用协商民主激活他们的代议制民主一样，中共也希望用协商民主来激活其自身的制度潜能，并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变成了现实。
这种尝试早在2005年就已开始。当时“泽国实验”的最后一个节点是将由抽样产生的代表形成的决议提交镇人民代表大会表决。这其实已经将协商民主与现有的制度安排相互衔接，而且产生了让费什金赞叹不已的结果：协商直接影响了决策。后来，泽国镇在2008年和2009年举办的关于公共预算的民主恳谈活动中，进一步通过两个制度安排，用协商来激活原有政治结构中的核心机制人大制度。第一个制度安排是，邀请镇人大代表旁听整个讨论过程。第二个制度安排是，将由抽样产生的代表形成的决议提交到镇人民代表大会表决；同时，在镇人大代表讨论时邀请抽样产生的代表旁听。这两个环节的设计产生了两个效果：其一，相互旁听的做法极大强化了人大代表的责任意识。前来旁听的人大代表十分认真，他们感到压力很大，“过几天村民代表要旁听我们的讨论，如果到时候我们的讨论还不如一般的村民，怎么还好意思当这个代表”？其二，基层人大长期以来处于沉睡的状态得到了改善。按照制度设计，人大具有对政府预算进行审议和监督执行的权力。但是，这项权力在基层人大长期以来一直处于蛰伏状态。由于协商民主实验的开展，镇人大在村民代表对镇财政预算进行审议的倒逼之下，开始真正地履行起自己的权力。同时，村民代表的协商民主实验也为镇人大的审议提供了模板，使他们知道真正的审议究竟该如何操作。
但是，将抽样代表的协商与镇人大关联在一起，可能会产生一个问题：如果由抽样产生的代表与人大代表的决策不一致怎么办？温岭市新河镇的实验恰好解决了这个问题。
2005年7月底，将民主恳谈会与公共预算改革相结合的新河实验正式启动。新河镇没有直接照搬几个月前泽国镇的经验，而是有借鉴有调整，通过直接将协商民主技术植入人大制度之中，激活了宪法赋予人大的权力。
第一，讨论的范围不是部分预算项目，而是全部政府预算，将人大预算审查权落到实处。
第二，参与人员不是随机抽样产生的民意代表，而是镇人大代表和自愿参加的民众，这既激活了人大，又保证了协商民主在既有制度框架内有序运行。同时，为了帮助人大代表进一步了解预算，新河镇专门邀请了中山大学的预算专家和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培训工作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对人大代表进行专业培训，保证了人大代表参与的有效性。
第三，设置预算修正议案，在分组讨论的基础上，5名以上人大代表可以联名提出预算修正议案。它有助于克服政府编制预算的有限理性，进而对政府预算做出强有力的约束。
第四，设置人大财经小组，负责对政府财政预算执行情况进行监督。这是一个重要的制度创新，既纾解了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各种张力，又缩短了委托代理链，使公众的参与权、知情权和监督权得到了有效落实。
从2008年开始，泽国镇和新河镇的制度创新开始向外扩散，温岭市人大常委会成为一股新的推动力量，在横向上将其推广到了箬横、大溪和滨海等乡镇，在纵向上将其提升进了温岭市人民代表大会的议程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