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这两大特性中间地带，出现了两个非常特殊的地方香港和台湾。历史上，这两个地方当然是受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统治的，当然也有在现代性之下被迫的反省、检讨自己中国人身份。与东南亚华人一样，他们也认为自己的中国身份是比较落后的，是要被转化和改造的对象。所以他们一样跟东南亚的华人面对的殖民主义跟帝国主义时候的情形相类似。从学理上讲，有学者（汪晖）称之为殖民现代性，这类似于台湾在日据时期所提到的“明治教养人”，这个概念很重要，在台湾的李登辉等人本身就有这种倾向。与台湾相类似，香港因为殖民主义跟帝国主义的背景，他们也有一种要强调自己跟别人不一样的需要。
当然，香港、台湾与南洋的华人也是不一样的。南洋的华人当在到达南洋之后，从50年代以后到60年代大概十年的时间里，在几乎每一个东南亚国家都切断了华文教育，从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到泰国，就是差不多在这十年期间，整个华文教育就消失了。其中，马来西亚的华人具有非常强烈的民族意识，他们通过自己的资源，建立华文学校以保留自己的文化血脉。每当我去参观这些学校的时候，我就能深深地感觉到什么叫做民族意识。今天我们常常彼此聊天的时候，好象会展现出某种民族主义情绪，但这些都是处于想象之下的虚拟的民族主义。如果我们到了东南亚马来西亚的华人学校，你就会立刻体会到什么是民族意识，那种在与异族文化对抗之下成长起来的人们，它们的那种意志会让你难以想象，以至于每一个学校都会有一个小小的像博物馆一样的场所，它让你能够清晰地看到马来西亚华人争取华文教育权利的那种血泪史。
与此相比，香港和台湾的情形显然不是这样的，香港从明末清初开始就有大量大陆的知识界人士来到香港，他们都是历次斗争中战败的政权和王朝，他们的这些知识界的人往南逃，很多就留在了香港。当然这其中不同代之间也是有矛盾存在的。因为他们是在不同时间来到香港的，所以他们每个人所传承的中华文化和所反映的政治意识也是不同的。
但是香港有一个现象很特殊，香港人为了要讨好英国殖民者，很多时候会去配合殖民者，做他们希望我们做的事情，然后帮他们宣扬各种制度、政策，帮助管理香港社会。但后来也出现了一些改变，即英国的香港殖民者为了抵抗左翼力量对香港的影响，反过来决定要配合支持儒家文化来对抗左翼。例如，香港大学刚成立的时候，香港的殖民者为了抵抗大陆兴起的左翼的力量，就透过儒家文化的重振，让香港建立对左翼文化的抵抗性，我们就看到一点，即不同时期来港的一批一批知识分子，他们在不同代际之间一般是不对话的，因为他们是被不同的人赶过来的，所以他们要抵抗的对象是不同的。这批人在香港的文献当中被称为“南来者”，就是带着正统的中华文化到香港去，然后在香港传播中华文化。从这一角度来看，香港所留存的中华文明是有其显著的正统性基因的。
同样，台湾也有它的正统性，1949年之前，台湾知识界中许多人都参加科举考试。因此，从一开始台湾就有文化正统性的一面。后来日本的殖民统治企图改变这种对正统性的向往，但是并没有彻底扭转。一直到国民党重新光复台湾之后，才重新建立系统的中华文化制度，并继续对台湾原来的殖民现代性进行强烈的压制。1966年以后，大陆爆发了“文革”，蒋介石为了要建立他统治的正当性，就在台湾开展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他有很多的资源，包括大量从大陆去的知识界的教授，他们都在台湾的大学里教书，这就是香港在文化史和知识史概念当中的“南来者”，台湾虽然没有这个概念，但是意思是一样的。大量的南来者，把对中华文化的向往和追求，以及对知识的培养都带过来了。所以台湾跟香港一样，因为大量的南来的知识分子，使得它们保留了对文化正统性的持续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