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赓武教授的研究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马来西亚华人对自己身份的敏感度就远远超过于我们没有离开自己中国文化土壤的人的想象，因为他们面对的是土著的政治压力。在历史上华人的近代史上，他们曾经抵抗西方的殖民地，也可能选择跟土著站在一起，也可能选择帮助西方的殖民者压制土著。所以华人有许许多多不同的政治选择，在抗日战争期间这样的选择变得更为尖锐，因为不但是英国、荷兰或者是其他国家的殖民者，还有日本的统治者，还有土著本身，还有中国，在这样的一个非常复杂的变动而且各种政治压力纷至沓来的情况之下，他们必须要在中间做出选择，所以大家都很挣扎。在当中不同人做了很多不同的选择，有的纯粹是基于选择，基于我们的资源，有的是基于利害的考虑。有的时候不完全是基于选择，而是基于自身的历史经验、社会关系、和过去殖民者之间的互动往来情况等。
在追溯南洋华人的历史过程中，王教授的研究不是以国家为基础，而是把所有不同地方的华人之所以会变成当时他所研究时所存在的状态，按照他们各自的具体情况去整理。这就有点像我们做的知识史，可是他做的并不是个人学识成长的知识史，而是研究小社群怎么样变成现在的社群的发展史。到今天为止这样的南洋学传统继续影响着包括东南亚华人在内的广大海外华人世界
自上世纪中期以来，华人在东南亚就开始经历一系列巨大的社会文化变革。在50、60年代，受冷战的影响，美国在东南亚建立东南亚公约组织以防止共产阵营的扩张，当时“第五纵队”问题是在政治上被凸显出来的高度敏感和危险的词汇，第五纵队在哪里发展？当然是在当地的华人群体里发展，华人自然而然在东南亚被视为制造政治困扰的源泉。它不但对当地土著影响深远，而且也给当地华人造成了巨大的困扰。在这种情况下，东南亚华人首先必须做出的一个痛苦抉择就是与“华人”身份保持距离甚至否定它。这也就部分地解释了一种现象，即一直以来，中国对东南亚华人只要表示出某种支援，哪怕仅仅是精神层面的，也会随即招致相关国家的强烈抗议。甚至连当地华人自己也对此表示出强烈不满。这其中既有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考量，更有当地华人深陷华人与当地公民两种身份夹缝中难以抉择的无奈。
二、华人世界中的“华人性”与“正统性”之辩
当今的人们谈及“中华”，一般都会不自觉地将其地理范围划定在东亚地区，这里所提到的“中华”，指的就是中华文化的正统性，即身处其中的主体自认为他们拥有了文明意义上的正统。我有一个硕士做论文，他研究日本的中国学研究，他说日本历史上有中国学、东阳学、支那学，就是没有中华学。为什么？就是因为从正统性角度来看，日本自认为它就是“中华”，中华这个概念已经被日本思想家纳入汉学的概念当中，即中华是因为日本而中华，而不是我们今天中国讲的中华，这就是中华文明正统性的一个典型案例。
还有另外一种概念即华人性，以上文提到的东南亚为例，在东南亚出现的以差异性为导向的华人性研究所表现出的核心概念，正是中华文明中体现出的华人性的一面。在面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以及土著的各种各样的身份选择的压力之下，东南亚地区的华人更多地表现出这一特质。
与中华性不同的是，中华文明的正统性强调的是一个“天下”性，即在这个天下的范围里面，我是正统和中心，其他人是边陲和蛮夷。谁离正统性越近，就越能够完成自我文化提升，这一点和以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为背景的华人性有着迥然不同的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