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04年，又暴露出军事采购领域的另一个大丑闻。此事涉及五角大楼负责空军采购的第二号人物达琳·朱云。在事发前的10年中，朱云有权决定政府出多少钱购买轰炸机、战斗机和导弹，并负责与波音公司大多数的交易谈判，每年她经手开支的纳税人的钱约300亿美元，甚至高于国土安全部或司法部的预算。但是朱云从2000年开始，在同波音公司谈判合同中，以多付给波音公司将近60亿美元作为贿赂来换取自己的女儿、女婿在波音公司的任职。2002年11月，她又为自己谋取了波音导弹防卫系统副总经理的职位，年薪25万美元，外加5万美元奖金。而朱云的上级竟然对其所有违法行为毫无察觉，朱云甚至在同事中还享有“强硬的谈判者”的好名声。这说明，美国国防采购中的腐败漏洞确实太大了。
（作者为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
竞选成为任人摆布的闹剧（适势求是）
林宏宇
《人民日报》（2017年02月05日05版）
美国一直自诩为民主政治的楷模。然而，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充斥的种种乱象，严重影响了美国这一形象。消极竞选、选民分裂、选举操纵、金钱政治等问题，让这场选举在美国总统选举史上留下了不光彩的一笔，也再次暴露出美国总统选举制度的缺陷。
美国总统选举制度有几百年历史。国家元首兼政府行政首脑经一定程序实现更替，这一制度曾对美国政治体制的稳定作出过贡献。然而，二战后美国进入现代总统选举阶段，美国总统选举制度面临的挑战越来越严峻，其中存在的缺陷引起人们的反思。
比如，选举人票制度就存在问题。这一制度有时会导致普选票少的一方却能当选总统。该现象已在2000年大选中出现过，2016年大选又再次上演。特朗普的普选票比希拉里少了近280多万张，但凭着选举人票的多数当选总统。大选结果出来后，许多支持民主党的选民走上街头，抗议选举结果不公。再比如，初选阶段党内提名制度也有问题。该制度导致近些年来美国共和、民主两党很难推出真正有实力的总统候选人。2016年参选的特朗普从严格意义上讲并不是传统的共和党人，他曾多次更换党派标签，1987年以前和2001—2009年，他标榜自己是民主党人；1987—1999年以及2009年以后他又成为共和党人。因此，共和党大佬杰布·布什在初选阶段曾讽刺特朗普说，“他在民主党的时间比在共和党长”。
选举制度中最为人所诟病的是选举被利益集团操纵。2016年大选就是一场受到操纵的选举。从美国媒体曝光的材料来看，操纵体现在多个方面。在初选阶段，民主党“社会主义者”桑德斯的落选几乎就是希拉里集团操纵的结果。在大选阶段，多数美国传统主流媒体倒向希拉里，或者偏离特朗普，这在美国总统选举史上非常少见，很难说其中没有人为操纵的因素。在决定选情的第三场电视辩论中，奥巴马政府更是频频给希拉里输送利好，先是曝出伊拉克政府军在美军的支持下，收复被“伊斯兰国”占领的摩苏尔，然后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高调发布美国经济状况褐皮书，对美国经济给予积极评价，这些新闻事件显然都有利于希拉里竞选。当然，在临投票前美国联邦调查局突然宣布重启对希拉里的调查，也有浓重的幕后操纵痕迹。这些操纵无疑加剧了美国大选的乱象，撕裂着美国社会。
其实，背后操纵是美国选举政治中的老问题，从19世纪中叶美国两党制成熟以来就存在。两党政客们通过操控党内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强化其政治影响力与特殊利益诉求。在1952年以前，将近80%的总统候选人提名都是党内大佬们内定的。后来随着两党初选制度的改革和完善，这种情况有所缓解，但未能杜绝，如遇上资深政客亲自上阵，党内操纵现象又会重现。2016年大选中，希拉里是民主党的“数朝元老”，其党内资历与影响极深，桑德斯自然就成为民主党内牺牲的对象。即将卸任的现职总统往往利用在位可控的政治资源与不对称的影响力优势，为本党总统候选人助选。从1952年以来的美国总统选举看，几乎每个正常卸任的现职总统都会为本党的总统候选人“拉偏架”，2016年的奥巴马也不例外。国会中的两党代表通过操纵联邦众议员选区的划界和两党国会候选人的提名，实现“政治分肥”。每隔10年左右，美国众议员选区就会根据人口普查的数据作相应调整，如何划界以利于本党候选人，就成为国会两党争夺和操纵的焦点。尽管操纵选举现象在美国也备受批评，但由于选举政治制度本身存在的缺陷，这一现象始终无法根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