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国会议员也会受到政府道德管理体制、媒体、选民等的制约。1989年的《道德改革法》要求原本仅适用于行政和司法部门的道德标准，也同样适用于立法部门。然而，国会道德管理方面的改革并没有根本改变国会议员的特权与其受监督程度之间不平衡的状况。结果就是，国会议员的腐败问题屡禁不绝，并且近些年来美国的重大腐败案件大都与国会议员有关。例如，2006年曝光的近几十年来最大的游说业丑闻——阿布拉莫夫案中，有4名国会议员以及十几位现任或前任国会议员的助手都卷入其中。
国防采购的诱惑
在行政部门的腐败问题中，国防采购中的腐败始终是一个痼疾。美国国防采购涉及巨额资金，在多年运行中不断出现腐败案件。从2008年到2016年，五角大楼每年的军事采购费用都在1000亿美元以上，2008年甚至达到1600亿美元，这诱使一些政府官员在进行国防采购时试图利用职权进行权钱交易。
美国国防工业公司同政府之间关系密切。从法律上讲，它们本应彼此保持一定距离，但实践中它们又密切合作。虽然庞大的国防工业公司大都是私人企业，但政府却把国防工业公司看作介于私人商业和公共事业之间的实体，既把它们当作合同商，鼓励它们相互竞争；又把它们当作公共事业，对它们进行严格限制。国防合同商不像大多数公共事业那样对商品和服务拥有垄断权，但它们的地位又常常接近于垄断。美国政府对它们的策略是竞争和管制并用，通过竞争来减少成本，通过管制来限制利润。所谓竞争往往是指在政府采购中采取竞标的做法，但是即便如此，仍有很多能让个人获利的空子可钻。
五角大楼在国会的敦促下，一直努力将政府采购中的多种非竞标合同转为竞标合同。但是，五角大楼所谓的竞标实际上是它同少数几个挑选出来的合同商之间的谈判投标。
此外，国防采购涵盖了非常复杂的武器系统，由于武器性能和价格问题的复杂性，国防采购的案子非常难以被起诉。而且，国防部采购官员有时会从政府部门转到私人公司工作，比如达到退休年龄的军事采购人员和其他想得到更高薪水的人，时常留意私人部门的工作机会，许多人最后转到了他们在政府部门工作时负责监督的公司。这种职位上的转换，让人很难判断是否存在利益交换，也无法判断国防部的采购人员是否真正站在政府立场上与公司进行合同谈判。由于把国防合同公司看作是潜在雇主，他们往往并不是为政府的最佳利益工作，而很可能利用内部情报订立损害政府利益的合同。
针对严重违反现行采购规章的情况，特别是国防部中的情况，国会1988年颁布了《联邦采购政策办公室修正法》，以限制采购腐败行为。尽管有法律规定，与国防采购相关的腐败问题仍然不断发生。1988年6月，联邦调查局的人员在12个州突然搜查了35个以上的办公室，为调查有关采购的违法行为收集证据。这次调查规模之大前所未有，它进行了270次传唤，导致可能针对100多人的起诉。它的调查对象集中在三种非法活动上：相互竞争的合同商直接在投标时进行共谋；国防部官员把关于投标的内部情报透露给合同商；国防部官员改变合同说明书以使某一公司有可能获得合同。在这些行为中都涉及贿赂。随后，调查范围不断扩大，到1990年至少对15个国防合同商进行过调查，如麦道公司、诺思洛普公司、尤尼塞斯公司和联合技术公司等这样的大公司。调查有很大收获，比如证实了前海军官员向麦道公司透露了海军发展喷气式战斗机计划的内部情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