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诬告、造谣牵扯了反腐败力量，影响了对反腐败案件的查处，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诬告陷害案一旦处理不好，还会让外界对反腐败产生误解，出现一些谬论。
诬告之弊
文_本刊记者徐浩程
如今，诬告被关注的程度越来越高。
先看数据。中央纪委曾公布，2012年29551名党员干部被错告诬告。现在呢？2015年，广东为10766名党员干部澄清是非，四川为5425名党员干部澄清是非，仅两省就达到了2012年的一半多。
有诬告错告才有澄清，以此观之，说诬告“数量大增”，不为过。
还有，“今年是地方换届之年，参照往年换届的情况，诬告陷害的不会少。”一名纪委干部告诉记者，不提拔不表彰，都没事，一公示要提拔表彰，啥举报都来了，有正常的、也有诬告陷害。
有人说，诬告是反腐高压下的“浑水摸鱼”。无中生有的诬告陷害，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分散反腐败的精力，会干扰反腐败斗争的方向，伤害清正廉洁的干部，乃至给一地政治生态带来一系列不利的影响。
对风气，破坏官场秩序
一个地区的政治生态好坏，三个指标很关键：选人用人、效率作风以及对民生问题关注度。诬告陷害正是从这三方面影响一地政治生态。
搞匿名诬告、制造谣言是习近平总书记批判的“七个有之”之一。诬告陷害不仅本身是一种不讲规矩的行为，还会破坏一地政治纪律、政治规矩，极大损害党的权威和团结。
4月初坠亡的广西桂林食药监局局长唐天生，就曾卷入一场“县长谋杀县委书记案”。
2011上半年，4名群众被指“谋杀”和“敲诈勒索”时任阳朔县委书记谭峰，遭警方拘留，但93天后检方承认错捕，他们被无罪释放。
根据公开资料，被羁押的徐秋华、阳筱忠透露，在杀人假案中，有一个重要的情节：办案人员根据谭峰的指示，一定要他们供出，他们杀人的背后主谋是谭峰原来的搭档、已转往龙胜县任职的唐天生。
唐天生与谭峰的积怨早有传言。谭峰在2009年和2011年曾两次任职公示，两次公示期间，一家公司起诉阳朔方面的行政案件上诉到广西自治区高院，法院要求唐天生和谭峰等出庭作证，唐天生在法庭上做出了非常不利于谭峰的证词。
县长谋杀县委书记，最后被证实是“假案”，但当时经媒体报道后，对党的形象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
不过当年两人似乎都没受什么影响。公开信息显示，谭峰后来调任广西水库移民工作管理局副局长，唐天生十八大后才因为公款吃喝被点名通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五个必须”之一，就是决不允许搞非组织活动，而诬告会助长非组织活动，搞团团伙伙，形成派系导致官场恶斗。
既然走到诬告这一步，说明双方不和已久、矛盾几乎不可调和。一名官员就曾抱怨过，“一旦主官发生意见冲突，甚至诬告陷害，就会逼着我们站队，苦不堪言。”这样的内耗和争斗，很可能演变为派系之争，进而延伸到双方染指的领域，异化一地的政治生态。
众口足以铄金，诬告会让一些官员觉得人言可畏，息事宁人、不讲是非。
一名山西省委常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称，诬告会导致想干事的官员们不敢得罪官场上的“坏人”，“你得罪了这些坏人，将来提拔时就可能被他们诬告，影响提拔”。
“有些即便调查清楚了，被诬告的干部也会‘被放放’，暂时不提拔。这一放就把人家给耽误了。”一名纪检监察干部告诉记者，这部分是因为一些领导不敢担当，不想惹麻烦，害怕提拔了，万一以后有别的什么事，自己会被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