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的戚本禹
他又提到四川一家杂志上的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据说是“纪实”，实际上违背事实。那篇文章写了毛泽东1965年12月21日在杭州的一次重要谈话。在谈话中，毛泽东谈及戚本禹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和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两篇文章。那篇文章说，毛泽东谈话时，戚本禹在侧。戚本禹告诉我，他当时并不在杭州!当时“在侧”的是陈伯达、胡绳、艾思奇、关锋和田家英五人。
戚本禹说，那篇文章描述了毛泽东谈话时，他的表情以及与毛泽东的对话。他当时根本不在场，那些“表情”、“对话”从何而来?这怎么能叫“纪实文学”?
我告诉他，我请关锋谈了毛泽东那次杭州谈话的情况。
戚本禹说，关锋的话是可靠的。毛泽东在杭州谈话提到姚文元和他的文章时，关锋在座，他不在座。因此，关锋的回忆是很重要的，是当事人。
他说，像你这样采访当事人，那就很好。
他也直率地问我:“从你的一些文章中可以看出，你是了解情况的，可是，有时往往避开某些事实不谈—这可能因为你的文章要公开发表，而要在现在公开发表，有些事不便谈，不得不这么做。”
我说是有这样的情况。
他问及我的《姚文元传》一书印出没有?他看过书的预告，也看过报刊所载部分内容，希望见到全文。
他笑着对我说:“叶永烈，你已经发表大量的作品，又是专业作家。你要沉住气，扎扎实实把‘文化大革命’写好，不要急于出版。这将是部大作品，会超过你的任何作品。我愿向你提供我所知道的清况。如果我们共同合作来写，也可以－－只是要征得公安局同意，因为我与关锋不同，还属于公安局管的……”
我提及关锋“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做蛀书虫”。
他摇头，问我道:“关锋对你这么说，可是，他真的‘两耳不闻窗外事’?!我不相信。我就没法做到这一点。”
我说关锋埋头于研究老子、庄子。戚本禹指着自己桌上的文稿说，他正在研究明史。他说:“我虽然搞明史，但每天仍关心今日的中国，今日的世界!”
我们又谈及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
他说了不同的看法:“其实，毛泽东是最早主张开放的。你查一查毛泽东1957年2月的讲话原稿，就可知道这一点。那次讲话，他提出了对外开放的思想。可是，不久发生了匈牙利事件，毛泽东改变了自己的看法。他的2月讲话中关于开放的那一段，删掉了。毛泽东的许多文章，要查最初的原稿，印在选集里的，常常后来作了改动。1957年的“反右派”，伤了许多人，毛泽东是有责任的，不过，在谈论那一段历史时，我认为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毛泽东担心在中国发生匈牙利事件。那是毛泽东发动‘反右派斗争’的原因。我看，现在许多批评‘反右派’的文章，几乎不提匈牙利事件，不谈当时的历史环境，这恐怕不全面，……”
他由此谈及了吴晗，说吴晗在1957年是“反右派”的先锋。
他看过我写的《陶勇之死》，问我陶勇究竟是怎么死的。
他由此问及我访问过哪些“文化大革命”人物。我一一说起。当我提及廖祖康、肖木等人时，他竟不知道是些什么人。
我细细一想，他在1968年初就被隔离了，难怪不知这些与王洪文有关的人，不知道“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事和后期的人。
他说及:“关锋的话是实事求是的，不过，他得过神经病。他提早出狱，就是因为有神经病，所以他的记忆力差一些。王力的记忆力不错，你去找他就会知道的。陈伯达的话，不大可靠。你去找陈伯达要当心，他总是说自己的功劳，至于他做错的事他总不愿谈的……”
我提及不久前在《文摘周报》上，王力与田家英夫人董边都发表文章，就田家英之死进行争论。
戚本禹消息很灵通，知道这事，并马上问我:“你以为谁对?”
我问起1958年在中南海所发生的“八司马案件”，内中涉及他。他欲言又止，说这个问题很复杂，以后有机会慢慢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