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的古代来看，主要有四种公共需求。

第一个公共需求，就是“治水”。这在以灌溉农业为主的经济模式中至关重要。我国水利历史悠久，从大禹时期开始就有治水的传统。治水的目的，实际上就是围绕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治水需要统一调配资源，会产生一种垂直分工的合作主义文化。正是由于水利工程的建设，中国成为农业大国。

第二个公共需求，就是“长城”。在中国古代，国防、对外贸易等，都离不开长城。从国防来说，长城主要是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从对外贸易来说，通过长城、烽火台，形成了一条绵延不绝的商道，并通过这样一种军事力量来进行保护。当然，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看到，我们的文化没有侵略性。我们修长城，的的确确是一种防御思维，而不是扩张思维。

第三个公共需求，就是“赈灾”。农业生产有一个特点，就是“两丰三欠”的周期性，靠天吃饭，也就是说经常会遇到周期性的灾年。这时候，政府有大量投入是用来赈灾的。通过粮食储备，解决农业生产的周期性的应急之需，因为中国古代的王朝更替基本上都是与百姓灾年“吃不饱肚子”有密切关系。这个公共需求事关社会稳定，也是非常重要的。

第四个公共需求，就是“教化”。从儒家学说到科举制和官僚政治，都是那个时代保持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的基本方式。

所以，理解中国社会，重要的就是要理解国家治理的这四大公共需求。实际上这四大公共需求可以解释很多中国古代社会转型当中的困惑，以及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矛盾。

现在的社会，实际上已经不是古代封闭式的社会。面对现代化的挑战和冲击，中国社会正面临着巨大的转型。在强起来的过程中，我们面对的公共需求就是强国家、强政府、强社会。从国家治理的公共性来看，就是要把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满足现代化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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