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从安全威胁角度明确使用“传统”与“非传统”表述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时，首次把“传统”与“非传统”用在了国家安全构成要素上，要求“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此后，习近平总书记还把“传统”与“非传统”更广泛地运用到了安全威胁因素、安全保障措施等方面，事实上已经形成“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系统思想。

统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首先要深化关于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认识，深刻体察当今时代传统安全要素与非传统安全要素相互交织、相互融合、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客观现实。一方面，传统安全例如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等，已经包含和融合了许多非传统安全要素；另一方面，许多非传统安全要素又直接与传统安全密切相关。同时，还有更多的国家安全要素，如国民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资源安全等，其本身就兼有传统与非传统两个方面，是传统与非传统的融合。无论是国家安全理论研究，还是国家安全实际工作，都要高度重视和深入研究国家安全构成要素上的传统与非传统相互渗透与融合的复杂情况。

统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还要认识到威胁国家安全的因素，在当前更明显地呈现出传统与非传统相互交织与渗透的特征。对此，党和政府在21世纪初就有明确认识，反复强调要注意“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的新情况。从传统威胁来看，当前我国外部军事威胁依然存在，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外部政治颠覆虽难撼动我国的国家安全，但内部发生的领导干部滥用权力、贪污腐败、脱离群众等问题，依然是威胁国家安全的严重问题。从非传统威胁来看，外来的和内生的恐怖主义、生物威胁、文化破坏等，都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就是一种严重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具体来说是一种严重的生物安全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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