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要求建立基层立法联系点制度。这是推动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的重要举措,也是全过程民主的有益探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积极落实，迄今设立基层立法联系点数量已达10个。我认为，近年来的实践表明，基层立法联系点制度具有如下三个特点：

第一，基层立法联系点制度具有“三个属性”。一是在“基层属性”上，它促进了立法机关接地气、听民情、聚民智，在经济、文化、社会等发展水平方面，我国地域差别显著，设立基层立法联系点可以集思广益；二是在“立法属性”上，它促进了公民有序参与立法规划、起草、修改、解释等工作，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要求，立法联系点是有序参与的表现；三是在“联通属性”上，它发挥了立法机关了解民情，传达民意，上通下达的桥梁纽带作用。

第二，基层立法联系点制度具有“三大功能”。一是基层立法联系点发挥了社情民意的“直通车”功能，能够把基层民意直接传递到最高决策层，减少了“肠梗阻”，基层群众称立法联系点是“群众声音直通车，基层立法彩虹桥”；二是基层立法联系点发挥了法治宣传“播种机”功能，让基层同志讨论法律草案、法律修改、法律解释，本身就是一种普法活动；三是基层立法联系点发挥了法律实施“检测器”功能。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社会基层是否认同立法是法律实施的重要基础。

第三，基层立法联系点制度推动了“三大建设”。一是立法联系点制度促进了立法活动的程序化建设，使聚集、提炼民意进一步规范化；二是立法联系点制度促进了立法活动的专业化建设，因为有些立法联系点设在了大学的法学院；三是立法联系点制度促进了立法的特色化建设，因为我国法律特色产生的实践表明，基层人民群众的实践创新恰巧是我国立法特色形成的重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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