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这个道理不光中国人明白。但为何只有中国充分释放了“规划红利”？依靠的还是我们独特的制度优势。众所周知，所谓规划自是立足当下、着眼未来，这暗含了一个大前提，那就是这个国家能够保证政策的延续性和稳定性，这才能做很长期的事情。在政党“轮流坐庄”、党争压倒一切的西方国家，不仅各党派都有自己的小九九，且往往是新人不理旧账，政策几年一翻篇。这样的政治特性既无法确保规划出以公心，又会因执政党更迭导致任何规划都赶不上变化。

而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有效避免了多党恶性竞争的弊端，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除了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抛开私利计算，以战略眼光审视大势大局，同时开门问策、集思广益，最大程度确保规划兼顾公义和科学。对此，有人形象地指出：当别人都在搞“拳击赛”的时候，中国正一棒接一棒地跑着历史的“接力赛”。

为政之道，忧无策，更忧有良策而不落实。就规划而言，落实环节至少有两大挑战：如何应对规划与实际的错配，怎样实现规划的执行到位。就前者而言，“郑人买履”“刻舟求剑”式的呆板僵化，或大包大揽、事无巨细地进行微观管理，都必然束缚市场本身活力。

从“十一五”起，我们国家将“五年计划”改为“五年规划”，不介入微观经济活动，不干预市场主体自由选择。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结合进行公共事务治理，这是中国对市场经济规律认识的深化和发展。改革开放的中国道路已超越了苏联模式，也超越了西方模式，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长期发展的道路。这种持续调试优化并始终追求效率的新型国家规划，不但对中国发展有重要意义，对世界各国探索21世纪规划也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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