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层开放、上下流动是中华文明对内开放性的重要体现。早在先秦时代，人们就提倡“明明扬侧陋”，让新生力量在社会管理中发挥作用。战国时期，主持各诸侯国变法的商鞅、吴起等等，大都不是本国人。隋唐以后，科举制度建立，人才的选拔路径更宽敞也更开放，所以出现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话语。

与欧洲依靠经济力量的新兴阶级完全不同，通过科举选拔出来的这类新兴政治人物，依赖的主要是知识和个人的才学。这种开放选拔人才的方式不但促进了新生力量的成长，而且有助于文明的传承与发展。

从历史上看，中华文明对外来文化历来抱有开放包容的态度。有关这方面的事例在史书上俯拾皆是。现仅举两例加以说明。例如：据《古今乐录》云：“横吹，胡乐也。张骞入西域，传其法于长安，唯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之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这里所说的“摩诃兜勒一曲”实际上就是指流行于中亚的马其顿歌曲。它被带到长安，后来又被汉武帝时期的音乐家李延年“更造新声”而流行中华，成为中华音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再如，1609年，伽利略在意大利发明并制成天文望远镜。10年后，望远镜传入中国，并在明清之际中国社会的历法变革、学术研究与军事斗争等活动中发挥作用。可见，即使在明中后期这样被认为闭关锁国的时候，中华文明的开放步伐也并未停止。

当前，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深深扎根于5000年的文化传统，是中华文明发展中的复兴，传承中的升华，开放中的飞跃，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广阔的现实基础和深远的世界意义，比历史上任何一次复兴都深刻、都伟大。因为它顺乎历史潮流，合乎发展规律，必将极大地促进和推进中华文明的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重大贡献。

《光明日报》（2020年10月21日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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